七十年代，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出了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但病虫害也特别严重，难以大面积推广。1976年，湖南推广“尤R8号”杂交水稻，两年后全部被病虫毁灭，得了一个“虫窝子”、“药罐子”的名声。1977年，雷惠质领衔“杂交水稻病虫害攻关小组”，研究高效低毒农药，培育抗性品种。经过两年努力，她从50多种农药中筛选出18种高效低毒农药，从2.2万份材料中筛选“抗源”进行育种试验，终于培育出13个既抗病又抗虫的“双抗”品种，其中“威优35”、“威优64”、“汕优64”等品种在全国12个省市推广，成为杂交水稻的当家品种…….她清除了推广杂交水稻的“路障”――病虫害，使得杂交水稻得以在全世界推广，成为一场关系全人类的绿色革命……

不爱美，爱嘉禾

1987年10月8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植物保护大会上，一位满头银发的女科学家健步走上讲台，面对68个国家1502名世界级植物保护学家用英语宣读了她的论文：《中国杂交水稻虫害的种群消长》。论文宣读完毕，获得了满堂掌声，会后英国、日本、印度等5个国家和台湾的农业科研单位来函索要资料，英国粮食植物保护学会来函邀请她去讲学――她就是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所长雷惠质。也许是机缘巧合，这位世界级植物保护学家的故乡嘉禾县古称“禾仓堡”，正是神农拾得稻种，教民耕作的地方。

“天降嘉禾，神农拾之，以教耕种”，神农在嘉禾口碑相传，却不知何年何月，而新中国农业史必定记下了这位杂交水稻的“保护神”：1921年10月24日，雷惠质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行廊乡小湖村。

雷惠质8岁离开嘉禾跟随在安徽省民政厅工作的父亲到安徽求学，读到初二，日本鬼子侵略安徽，她无奈回到老家。后来打听到安徽有识之士在湘、川、黔等大后方办了流亡学校，于是不畏艰险，只身千里跋涉，到湘西吉首（当时叫乾城）报考安徽省国立第八中学。她出身农村，看到湘西经济落后、民不聊生，萌发了学农拯救中国的念头。高中毕业后，她跋涉到更远的鄂西，报考了因战事从武汉迁往恩施的湖北农学院，成为该院植物保护系唯一的女大学生。1946年，她大学毕业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到湖南省农业改进所谋到一个差事。当时国民政府不重视农业，不关注民生，农业改进所没有科研工作可做，她被安排当了保管员。这几年光阴，也就是照惯例去达官贵人家的花园、庭院、果园杀杀虫。

1949年8月，长沙解放。湖南省人民政府接管了湖南农业改进所，雷惠质得到新生，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农业科学研究。

  搞农业科学研究，意味着要和脏活累活打交道。本来，科研人员只要指导工人按自己的要求去做，自己观察记录就行了。但雷惠质认为，没有亲身体验，没有第一手资料，就没有真知。因此，她和工人一样，赤脚下田，挑肥上地，晴天一顶草帽，雨天一顶斗笠。她不爱美，一身农村妇女打扮，一辈子没穿过漂亮衣服。就这身打扮，闹出了不少“笑话”。

  1957年，雷惠质奉命到家乡郴州帮助治虫。到郴州后，她持地委办公室的介绍信到地委交际处住宿（当时郴州地委交际处用于接待上级领导和贵宾，还有一栋招待所用于接待一般客人），交际处服务员上下打量一番，呶了呶嘴说：“住那边。”她走到招待所，服务员打开介绍信却说：“你应该住交际处”……辗转返回交际处，服务员这才将她接进客房。七十年代某天，雷惠质下田劳动，忽然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她接受记者采访。她来不及洗净脚上的泥浆，赤脚挑着粪箕就回办公室，让记者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天降嘉禾”，是嘉禾人都知道的传说：上古时代神农家的大黄狗不小心挂了根“狗尾巴草”，正在尝百草的神农顺手摘下草籽咀嚼，草籽清香甘甜令他欣喜若狂，于是叫老百姓撒在土里――这就是稻种，神农教老百姓种稻谷的地方也就成了粮仓――这就是“禾仓堡”，今天的嘉禾县。嘉禾，就是好稻谷，也是老百姓期待丰收的美好愿望。大家都知道，嘉禾雷惠质不爱美，就爱嘉禾，为保护她的“嘉禾”――杂交水稻病虫害防治奉献了一生。

志相励，情相投

雷惠质不爱美，也不是铁石心肠，她坚守爱情与事业一样坚如铁石。

在国立第八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时，雷惠质和本校同学王龙友相爱了。他们互相鼓励：一定要学好知识拯救祖国。王龙友鼓励雷惠质学农业，自己则学经济，他认为经济是富国之策。高中毕业后雷惠质考上湖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王龙友则考上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二人结婚。建国初，意气风发的王龙友报名去东北参加工业建设，雷惠质则留在湖南农科院，两人相距数千公里，他们在科学救国的理念下勤奋工作。几年后王龙友调回湖南，安排在省森林工业局工作，夫妻团聚，才开始享受到小家庭的温馨。

好景不长，随着“阶级斗争”形势渐紧，地主家庭出身和父亲当过伪官吏这两条社会关系就象无形的绳索捆住了雷惠质的手脚，使她动辄得咎。王龙友的处境更惨，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使他成为单位里“拔白旗”、挨批判的对象，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尽管如此，小俩口的“科学救国”之心仍未泯灭。王龙友的英文很好，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找外文资料，翻译文献，成了雷惠质的得力助手，这日子也算平静。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破了短暂的平静，雷惠质被下放到零陵福田五七干校，王龙友下放到衡山五七干校，儿女们下放到沅江县和千山湖农场。一家五口分散在四个地方，相距数百公里，一年都难得见上一面，科学研究就更加无从说起。那时，许多科技人员因被赶出湖南农科大院下放到五七干校感到悲观，一气之下把科技书籍及科研资料一把火烧掉或者当作废纸三分钱一斤卖掉，有人还赌咒不让子孙再搞科研了。雷惠质则想，人要吃饭就要种粮，要种粮就要和病虫害作斗争。自己虽然被打倒了，但农业科学却是永远打不倒的，因此她偷偷把书用麻袋装好藏在床底下。好在不学无术的造反派对书不感兴趣，几经查抄，这些书都幸免于难。文革过后，这些书都成了珍品，成了湖南农业科学院恢复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许多到她家借书的人说：幸亏雷惠质保住了这些资料，不然的话，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

五七干校，每天的任务就是劳动、写检查、接受批判。在这样的环境下，雷惠质对事业的执着一点也没有改变。一天收工时，她到小河边洗脚，本能地拨开河边稻田里的禾苗观察。她大吃一惊，禾蔸上已有大量稻飞虱繁殖，如不及时扑杀，就要爆发成灾。她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五七干校军代表，建议迅速通知附近的公社大队，并自告奋勇指导治虫。由于虫情预报治虫及时，稻飞虱被扑杀，当年粮食喜获丰收。文革后期，省里调雷惠质回机关，当地群众得知，立即组成请愿团向五七干校军代表递交请愿书。请愿书写着：“要求将五七干校二连姓雷的战士留下来，由我大队每户派两担谷子供养。”挽留不成，当雷惠质离开五七干校时，当地许多群众自发地前来送行，许多人恋恋不舍失声痛哭。

粉碎“四人帮”后，儿女们陆续回城，但丈夫王龙友却因为“中央政治大学毕业”不能回长沙，被安排在近百公里的宁乡县办煤矿工作，这对年近花甲的老夫老妻还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这时雷惠质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但她从来没有向组织提过个人要求，王龙友直到去世都没有回到长沙。

1990年，丈夫王龙友癌症晚期住进医院，随时都有可能诀别。年近古稀的雷惠质虽已退休，但她仍担任省农业科学院技术顾问，并领衔“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八五’攻关”课题。当她知道中央要开会部署这个任务时，就决定亲自出马去拿课题。她一方面安排子女在医院护理正在接受化疗的丈夫；一方面准备材料，带着助手毅然北上……

稻飞虱，飞走了

稻飞虱，昆虫纲同翅目飞虱科害虫，俗名火蠓虫，以刺吸植株汁液，危害极大。

1954年，湘北双季稻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稻飞虱灾害，正在打苞抽穗的水稻，三五天之内突然倒伏死亡，变成红褐色的枯苗。农民称之为“天火烧”，真是“喜死人的禾苗，气死人的谷子”。雷惠质就像看着病人被病魔夺去生命而束手无策的医生一样，心里十分内疚，这时她已下定决心！

1955年春，雷惠质领衔成立了水稻稻飞虱课题小组，重点研究危害最大的褐飞虱。他搜集了全世界所有关于稻飞虱的研究文献，已初步了解这全球繁殖最快、危害最大的水稻害虫――在盛产稻米的中国，这还是一片空白。世界各国的研究资料不少，但描述简单，稻飞虱的生活规律、越冬方式，几乎都未涉及。最详细的日本文献讲到稻飞虱的越冬问题时，也只有“严冬未见”四个字……于是，整整一个冬天，雷惠质都蹲在已收割的稻田里仔细观察。霜冻之后，就再也见不到稻飞虱的踪影，她到处寻找，却一无所获。她想，是不是有卵块越冬？于是在田边铲了十多丛不同条件的杂草，放进温室培养。一个星期后，杂草中发现了稻飞虱幼虫…….这就是稻飞虱越冬之谜――掌握了它的生活规律就能找到治杀它的方法，这意味着胜利在望了。

1956年春，通过跟踪观察，雷惠质终于弄清了稻飞虱孵化、变态、繁殖、生活等全过程。她发现稻飞虱在湖南一年可繁殖6-7代，寿命可达30-40天，一般可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稻飞虱的高峰期，对水稻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如已成灾，则无法扑救。因此，她制定了治早、治少、治了的防治方案，并通过省农业厅推广，使全省水稻病虫害大大减少，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至1960年，雷惠质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派遣，到全省虫害最严重的郴州地区宜章县蹲点三年、指导治虫，而后宜章县被国务院授予“无虫县”。

  文革过后，百花齐放，雷惠质的研究成果也曾受到质疑。有人根据国外资料提出“褐飞虱在我国大陆的越冬北界大体上以一月份12℃等温线或冬季出现极端低温2-3℃的地方为限，大体相当于沿着北回归线（23°26′）附近，随着各年气温高低而摆动于北纬21°-25°之间”（摘自《中国水稻病虫害综合防治策略与技术》30页），否定了雷惠质提出的“稻飞虱有本地虫源，能在本地越冬”的观点，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于是有人称雷惠质为“越冬派”或“地派”；另一派则称“迁飞派”（即稻飞虱没有本地虫源，是从菲律宾、中南半岛等地迁飞过来的）或“天派”。持“天派”观点的人来头大，附合者甚众，雷惠质成了少数派，后来竟成了孤立者。1977年冬，中国昆虫学会在广州召开学术研讨会，观点一边倒。会上宣读了40多篇论文，全部是“迁飞说”。只有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庞雄飞支持她说：“在科学问题上，只要自己有把握，就不要轻易放弃，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此，雷惠质带着助手冒着凛冽的寒风到洪江基点采集了20多块有稻飞虱卵块的游草，经过温室孵化，再分选出23只褐飞虱单独饲养。其中一对稻飞虱饲养50天后，竟繁殖出四万七千二百只，繁殖能力惊人，她还证明了稻飞虱并非单一食物，用稻苗、菱白、游草等单独饲养均能存活。而褐飞虱、伪褐飞虱、拟褐飞虱又有着不同活动的规律：褐飞虱的卵块在游草基部，伪褐飞虱和拟褐飞虱的卵块却在游草的中部和上部，如不深入挖掘，很难找到卵块。在事实面前，“迁飞派”开始承认稻飞虱能在本地越冬，沸沸扬扬闹了三年的“天派”、“地派”之争，就此偃旗息鼓。

  直到1996年辞世，雷惠质一直坚守着农业科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此时，顽固的稻飞虱也消声匿迹，不再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