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一个古老的地方，古老到古人专门为她量身定做了一个“郴”字，享受这样的待遇，在偌大的中国并不是很多的，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就证明了她的古老，证明了她的独特。

但自秦代设郡以来，已有2300年历史的郴州，在全国却并没有多大的名气，多数人不知道这个独特的“郴”字该怎么读。如果仅仅是不知道怎么读也就罢了，毕竟还知道这是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对她或许还有一份好奇和向往。偏偏很多人并不这样想，他们想当然地直接读成“柳州”或“彬州”，生生地把“郴州”给迷失了。据说，某著名语言学家居然也来了个“秀才识字读半边”，把“郴州”读成了“林州”，不知道这位是否是过于熟悉河南省的林州市。

为什么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古城会被人们忽视甚至误读？人们可能会以为，郴州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或者是一个交通要冲。

没错，历史上的郴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她的军事意义远大于其他意义。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50万大军守五岭，修驿道；三国时蜀国名将赵子龙智取桂阳郡，占得了战略先机；宋代爱国将领岳飞的岳家军曾驻军郴州；清末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的太平军在郴州休整38天，扩军数万人。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郴州就只是一个军事要地。郴州的独特，自有她独特的魅力，郴州的重要，自有她重要的缘由。

辉煌的农耕文化，湖湘文化

郴州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神农氏炎帝在郴州发现了野生稻种，发明了农具耒耜，从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最后，炎帝把生命献给了郴州这片热土。

郴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湖湘文化的发端可追溯到屈原、贾谊的两个时代，但形成于宋。宋代大儒周敦颐在郴州做县官，做州官，开始新儒学的探索和传播。他离任后，郴县、汝城、桂东都建有濂溪祠，各县都建有书院，仅宜章就有十所，都在传播他的学术思想。清代康熙称他为“宋代理学之宗祖”。 周敦颐在湖湘文化形成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郴州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如果说炎帝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敦颐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郴州“地灵”的体现，那么，蔡伦发明了被列为世界四大发明之首的造纸术，就是“人杰”的体现了。韩愈提到的廖法正、孟琯，柳宗元所传的区寄，等等，都是郴州古代“人杰”的代表。

鲜明的贬谪文化

毋庸讳言，郴州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发展，是与中国封建时代独有的贬谪文化分不开的。由于区位和交通的特殊性，古代的郴州成了朝廷的贬谪地，或者是被贬官员必须经过的地方，于是郴州成了岭南、岭北被贬官员交流的一个平台，郴州的文化就在这些被贬官员兼文人的生活和交流中逐渐积聚了起来。

秦亡后，义帝熊心是郴州接纳的第一个也是地位最高的一个被放逐者。熊心是一个爱国者，苏轼称他为“天下贤王”，他的到来，无疑给郴州以巨大的影响。随后，先后有韩愈、张署、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秦少游、寇准……或被贬于郴州，或被贬于岭外而往来于郴州。他们的交流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融，推动了郴州文明的进程。

郴州本就是一个山水如画的地方。古人所造的“郴”字，从林，从邑，意谓城在林中，林在城中。韩愈诗云：“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渗。”众多的被贬文人在郴州游山赏景，吟诗作赋，挥毫泼墨，华章迭出，唐代的骆宾王、宋之问、张九龄、孟浩然、李颀、王昌龄、王维、李白、高适、刘长卿、杜甫、元结、戴叔伦、韦应物、张籍、韩愈、张暑、刘禹锡、李  绅、柳宗元、许浑、李商隐、罗隐、刘瞻；宋代的寇准、周敦颐、欧阳修、王安石、秦观、杨万里；明代的解缙、朱英、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何景明、顾宪成、汤显祖、徐霞客，等等，把古老的郴州描绘得如诗如画。

我们不得不特别地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诗圣杜甫，他有个舅舅在郴州，知道郴州山水美，气候好，还有著名的橘井，可静养，可治病，因此心仪郴州已久，可惜他在前往郴州的船上阖然长逝。这是杜甫的遗憾，更是郴州的遗憾。他的《奉送二十三舅录事崔伟之摄郴州》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另一个是有“百代文宗”之称的韩愈，他是第一个全面介绍郴州的人，他虽然没有在郴州任过职，但六次经过郴州，其中第四次经过时在郴州住了三个多月。他的诗《叉鱼招张功曹》写出了他在郴州的快乐体验和对郴州的美好印象，他的两篇序文《送廖道士序》和《送孟秀才序》表明了他对郴州青年才俊的爱惜与扶掖。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名家的足迹以及他们的诗文，增加了郴州的文化底蕴，成就了郴州众多的风景区的盛名。可以说，郴州的名胜古迹都有他们的足迹和墨迹。比如郴州城区的苏仙岭、万华岩、北湖、南塔、燕泉，郴城近郊的刘仙岭、相山，资兴的云盖山、回龙山、兜率岩，永兴的便江及两岸的观音岩、金狮岩、太平寺，桂阳的芙蓉岭、赵常山庙、石林书院，宜章的将军寨、艮岩、邝忠肃公祠，嘉禾的珠泉、仙桥，临武的韩张亭、赋沙轩，汝城的清风岩、独秀峰，桂东的八面山、东林寺，安仁的云归庵、清溪等等，都出现在名家的笔下，这些风景名胜也因名家的妙笔而美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