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阳郡，汉初在设置的行政区域，疆域辽阔，主要包括湘江上游及耒水、潇水、舂陵水三条干流流域，地跨湘南粤北。提起古桂阳郡，至今有很多历史谜团尚未解开。

谜团之一：何时设置桂阳郡？

关于桂阳郡设置的年代，翻阅《史记》、《汉书》均无明确记载，翻阅地方史料，对桂阳郡设置时间的记载差异很大。《湖南通志》说桂阳郡为“文帝立郡，领县七也。”王国维先生认为是汉景帝置立桂阳郡。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记载：“郴，旧县也，桂阳郡治也，汉高帝二年（前205）分长沙置。”李宗谔在“图经序”中也称桂阳郡立于“汉高祖二年。”明朝万历《郴州志》认定为“汉高祖五年”。

耒阳文史专家蔡德初研究认为，桂阳郡是汉文后元七年（前157）置立，至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重归长沙国，加上汉元帝与新莽朝时桂阳郡存在的十七八年，这样桂阳郡在西汉总计存在三十二三年。耒阳县亦隶属于桂阳郡约三十二三年。后汉始于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25），结束于献帝刘协延康元年（220），桂阳郡存在195年，耒阳县仍隶属于桂阳郡。

郴州市文史研究会会长刘专可认为，桂阳郡设置的年代应为汉高祖二年（前205）。他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方面，郴州地方志认定桂阳郡的设置时间，虽然有古籍文献佐证，但时间均要晚于郦道元、李宗谔二人，历史记载时间越早，越具权威，这是史家应遵循的记事认定原则。另一方面，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与项羽激战正酣，尚未称帝，义帝也在三年前被项羽指使黥布弑杀于郴县，刘邦此时设置桂阳郡不合逻辑。至于那时刘邦尚未登基，何以设置郡县？刘专可认为这是“戏下分封”的结果。

所谓“戏下分封”，是秦朝被推翻后、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极其重要的诸侯会盟事件。这个时间一直笼罩在2000多年的历史迷雾中，几乎被史学家们所遗忘。笔者依据史书相关记载，还原“戏下分封”的过程：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攻破咸阳，秦朝灭亡。随后，项羽于河北巨鹿大破秦军主力，拥兵四十万，于11月中与其他诸侯继刘邦之后陆续入关，破函谷，杀子婴，烧秦宫，掘帝陵，完成了一系列惊世之举之后，于12月中旬率十八路诸侯会盟戏下，商议分封大计。会盟大会连续开了四个多月，诸侯们怀揣各自的“小九九”，为了自身利益吵得不可开交，于是派人到彭城去请示“共主”义帝。义帝一句掷地有声的“如约”二字，彻底惹毛了一心想当“关中王”的项羽。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抢了义帝的地盘。“戏下分封”是诸侯们分享胜利成果、也是相互妥协的一次重要盟会，诞生了三项成果：拥立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废除秦三世子婴的年号，调整郡县，确定各诸侯分封领地及王号。前两项成果因为不牵涉到具体利益，诸侯们容易达成共识，第三项成果是项羽欺凌弱主、恃强称霸的结果。项羽依仗自己兵强马壮，自立为“西楚霸王”，擅自分封天下，以郴县为中心划定一个区域设置桂阳郡，作为义帝的分封地，治所在今天的郴州。不久，项羽派部下弑义帝于郴城穷泉旁，郴人将义帝葬于城邑西南后山，后来又修筑了义帝陵。

《汉书·地理志》记载：“桂阳郡，高帝置。”高帝即刘邦。义帝在郴县建都城时间虽然很短，却对后来的历史具有深刻影响。

谜团之二：为何取名桂阳郡？

要弄清桂阳郡的名字由来，得首先弄清郴州地名的由来。湘南地区在商周时期，为古越人居住。《后汉书》记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春秋战国时，楚悼王发起南平百越征战，把南方大块地区纳入到楚国范围，并在湘南一带建立苍梧郡。苍梧郡的郡治，可能就在今天的郴州。古越人以“菻”为地名，意思是长满青蒿的地方。楚人沿耒水“上逾取菻”，大量楚国官吏、军人、商贾沿水道而来，逐渐形成楚人聚居的城邑。后来，楚人将“菻”从“邑”改称“郴”，成为当时楚南一带的政治中心。许慎《说文解字》将郴字列在“邑”部，称：郴，桂阳县，从邑林声，丑林切。由此可知，郴字的最初读音为“林”，后来演变为“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发兵50万，由国尉屠睢率领，分五路越过南岭，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个郡。之后不久，把苍梧郡与洞庭郡整合，设立长沙郡。耒水流域设置了两个县：耒阳县、郴县，为长沙郡属县。管辖范围包括今天郴州市各县市区、耒阳市、常宁市，也就是整个耒水和舂陵水流域，北至洣水入湘处附近，南包广东英德县以北。汉初的桂阳郡，主要就在这个行政区域。

既然是在郴州、耒阳一带设郡，为何不取名郴耒郡，而取名桂阳郡呢？对此，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据《衡湘稽古录》记载，古桂阳郡是西至苍梧的苍山之托，是苍天在上的苍穹之扶，实乃擎天之柱，因名扶苍。我认为，这与古代耒水上游一带的桂山、桂岭、桂江、桂水有关。五岭地区盛产桂树,山川多以桂命名，由此曾出现过桂林郡、桂阳郡、桂州、桂阳州、桂阳县等地名。按以“山之南、水之北为阳”的传统叫法，桂阳郡当为桂山、桂岭之南，或桂江、桂水之北而命名。

对桂阳郡释名最早且最权威的，当属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耒水篇》：“郴，旧县也。桂阳郡治所地。《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元朝诗人杨维桢有《桂水五千里四首》：“桂水五千里，春来波浪深。地消青青瘴，花发乳蕉林。桂水五千里，潇湘雨气空。”

那么，桂阳郡是否也是因位于桂水之阳而得名呢？西汉初桂阳郡始置时，辖境广袤，北桂水（舂陵水）流域全在桂阳郡境内，并基本呈南北走向。当然，倘若取南桂水(连江)为参照物，其桂阳郡辖境及郡治郴县均地处南桂水之北及西北，符合“水北为阳”的命名原则。但南桂水(连江) 也基本呈南北走向，这种解释十分勉强，有揣度附会之嫌。正因如此，郦道元并未采纳在桂水之阳、因水制名之说，而是采用“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的藉桂水取名的结论。

谜团之三：桂水到底指哪条河流？

既然郦道元认为桂阳郡因桂水得名,那么桂阳郡的桂水指的是哪条河流？

其实，汉代桂阳郡境内，存在多个桂阳县。汉初，就有两个桂阳，一个是粤北桂阳，就是今天广东省连州市，另一个是湘南桂阳，就是今天的郴州。但，汉桂阳县建置晚于桂阳郡。所以说，西汉初桂阳郡是最早使用桂阳地名的行政区划。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因避宋太宗赵光义之讳，郴义县改为桂阳县（今汝城县）。

桂阳郡同时存在着流向相反的两条“桂水”，分别是南桂水和北桂水。南桂水即现在的连江。连江源自连州上驿山，流经连州、阳山，至英德连江口注入北江。《山海经》谓之湟水，《史记》谓之汇水，云路博德灭南越“出桂阳，下汇水”；《汉书》则谓“出桂阳，下湟水”，但《汉书·地理志》仍称汇水。汇，古字为“汇”，繁体字为“滙”。北桂水即现在的舂陵水，其主干为钟水，源出蓝山县南风坳；另一源头出自蓝山、连州界，旧志称岿水。钟岿两水在蓝山境内合流后，经嘉禾、桂阳、耒阳、常宁、衡南等县入湘江。其支流中，有车溪河，亦称流渡水，旧志称漼水，源于今桂阳县光明乡，由北向南于星塘与舂水相合后汇入舂陵水。《水经注·钟水篇》考述：钟水出桂阳郡南平县（今蓝山县）都庞岭。漼水，即桂水也。漼、桂相近，故字随读变。从名称上看桂水似为漼水，从路径上看桂水更似岿水，但无论漼、岿何水为桂水，它们与钟水合流后通称桂水。

谜团之四：桂阳郡管辖范围有多大？

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西汉初期的中央王朝直管15个郡，一些封国也管辖少数郡。比如桂阳郡属于吴氏长沙国管辖。长沙国撤除后，桂阳郡归中央王朝直辖。到了汉武帝时期，推行刺史制度，桂阳郡隶属荆州刺史部。但是，桂阳郡的管辖范围变迁很复杂。

查阅各种文献史料，桂阳郡从长沙南郡分出之初，辖11县：郴县、临武县、便县（今永兴）、耒阳县、南平县、阳山县、桂阳县（今连州）、含洭县、曲江县、阴山县、浈阳县（今英德），包括今郴州、永州两市全部及衡阳、邵阳、桂林和清远四市小部。郡治设于郴县，太守杨璆筑郴城土垣。王莽称帝后，改桂阳郡为南平郡，移郡治于耒阳(改名南平亭)。公元35年，恢复郡县原名，郡治由耒阳迁还郴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政局动荡，政区划分紊乱。三国时，吴国分桂阳郡南境曲江、桂阳、阳山、含洭、浈阳县置始兴郡。西晋建兴三年（315），陶侃分郴县西部设立平阳郡。南朝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在汝城一带设置卢阳郡。桂阳郡管辖郴、便、临武、南平4县，平阳郡、卢阳郡各领1县。隋文帝杨坚废除郡置，推行州、县制，改桂阳郡为郴州，平阳、卢阳两郡并入郴州。于是，“郴州”这个地名诞生了。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恢复郡县制，郴州复名桂阳郡。唐代，桂阳郡时而改名郴州，时而又复名桂阳郡。这期间，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郴州州治移至平阳县城。那时，平阳县矿业繁荣，朝廷在平阳设置桂阳监，掌管冶炼铸钱。唐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平阳县并入桂阳监。桂阳监由一个专名监管铸钱的行政机构变成了特别行政区，隶属郴州桂阳郡。五代时期，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郴州桂阳郡改名为敦州。从此，雄居南岭历时千年风风雨雨的桂阳郡，退出了历史舞台。

桂阳之名仍在使用。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桂阳监改为桂阳军。之后，先后改称桂阳路、桂阳府、桂阳州。清雍正时期改为桂阳直隶州。中华民国前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省、道、县三级制 ,中后期改为省、县二级制，废桂阳直隶州，改为桂阳县，原桂阳县改名为汝城县。新中国成立后，成立郴县专区、郴州专区，辖10县。1954年，郴县专区增辖新田、耒阳、安仁、酃县。1959年，资兴并入郴县，桂东并入汝城称汝桂县，临武并入宜章县，嘉禾并入蓝山称蓝嘉县，新田并入桂阳县。此后，酃县划归湘潭专区，蓝山、新田划归零陵专区，耒阳划归衡阳市。

谜团之五：桂阳郡治在耒阳的地点、时间？

王莽篡政改制，当时改耒阳县为南平亭，改桂阳郡为南平郡，郡治设于耒阳。到了东汉，桂阳郡与耒阳县恢复原名。元、明、清三代《一统志》均载有：后汉桂阳郡理耒阳。

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到耒阳考察，其《水经注》载：“耒阳旧县也，盖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为南平亭。东傍耒水，水东淝南，有郡故城。”此“郡故城”就是指桂阳郡的治所。具体地点在哪里呢？有人认为，郦道元所言桂阳郡治之“故城”中，指的是耒阳县城所在地。但从方位来看，耒阳县城在淝江北面，这个说法不足为信。我从大量史料中寻找了很久，所谓“水东淝南”，应为耒水东面、淝江南面的范围，很可能就是夏塘、南阳镇境内，甚至就在淝江口附近。《明统志》首页刊印有耒阳县区域图，当时设有淝江乡。我相信终有一天，考古学家会在这里挖掘出“郡故城”遗址。

东汉建武中，桂阳郡治迁徙耒阳县治西，城池基本是土建。南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载：“耒阳郡城在耒阳县治西。今之西门城址。”《湖南通志》、《衡阳古迹考》、《一统志》等典籍记载，桂阳郡故城在耒阳西。南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中也载：“耒阳郡城在耒阳县治西，今之西门城址。”据考证，西门城址，就在耒阳市五一路四眼井对面，云森商业城到公安局的范围。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荆湖南路衡州古迹》篇载：“桂阳故城，在耒阳县西。”

西汉末年，桂阳郡治迁郴州，保留耒阳县城。《旧唐书地理》同样记载：“后汉郡理耒阳，寻还郴。”这个“郡”还是指桂阳郡。但是，到底是哪一年迁回郴州的呢？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公元9年，王莽称帝，改桂阳郡为南平郡，并移郡治于耒阳(改名南平亭)。公元35年，恢复郡县原名，郡治由耒阳迁还郴县。”就是说，桂阳郡治设立在耒阳，只有26年的短暂时间。

然而，蔡德初考证，桂阳郡至少到汉桓帝时（147-167），桂阳郡治仍在耒阳。就是说，桂阳郡治在耒阳存在了150多年之久！我收藏的清朝光绪年间《耒阳县志》，里面有耒阳古城区地图，仔细查看，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在西正街(现五一东路)与东横街(现五一广场北二栋后)以北老县城三分之一多的大块地段，除县署外，还有连在一起的龙王庙、武庙、药王庙、忠靖祠、崇德祠和三个学宫，这一边都是官方用地。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测，古桂阳郡的郡治就在这里呢？郡、县衙门相邻而设，县在东郡在西，这是符合情理的。

有些专家认为，东汉时期的桂阳郡治，一直都在耒阳。其根据是，《后汉书卷一百八·宦者列传·蔡伦传》云：“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水经注卷三十九》载云：“耒水……又西北过耒阳县之东……西北迳蔡州，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元和郡县图志》云：“耒阳县……后汉蔡伦即此县人，有宅基在县西一里，”蔡伦是耒阳人，《蔡伦传》却说是“桂阳人也”，就正说明东汉蔡伦时，桂阳郡治在耒阳。若桂阳郡不在耒阳县，就会写成“桂阳耒阳人也”。因为，古代修史为人作传有个习惯，被作传人之籍贯要述出所出生的郡名和县名，如“许荆字少张，会稽（郡）阳辣羡（县）人。”若被传之人籍贯在郡治所在县，则只写郡名，不写县名， “刘瑜字季节，广陵（郡）人。”《蔡伦传》说蔡伦是“桂阳人也”，其实就是“耒阳人也”。

近些年，文史界、学术界出现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古桂阳郡在东汉时期，郡治在桂阳县城东南、西水河畔的胡腾坊。胡腾坊，因东汉桂阳人胡腾而得名，又称湖屯市、新寨。胡腾是继蔡伦之后，从桂阳走出华南地区最早步入中原的朝廷官员，也是湖湘文化早期的代表人物。胡腾故里，远在秦末汉初就是一处经济活跃的城镇。所谓“坊”，汉代以后出现，指的是市街、村里，又指牌坊、店铺、工场等。”《桂阳直隶州志》在《水道志》篇注释：“市今已废。今新寨有胡腾坊，则湖屯以声近改字，当作胡腾水也。”由此可知，湖屯水即今耒水的源头支流之一西水。

不管历史真相如何，一个县城成了郡治所在地，其影响是很大的。以耒阳为例，因为桂阳郡治迁移到此，促进了民智开化，加速了文明进程。西汉建武二(26)年，河北修武人卫飒（字子房），从襄城县令提拔为桂阳郡太守。他到任后，发现这里不比中原，民智未开，基本礼序都没建立，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开堂兴办教育，肇启民智；制定婚姻礼节，开启民风；设立铁官取缔私铸，建立官产。史载卫飒在任十年，勤政务实，对耒阳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河南南阳人茨充到耒阳接任太守，教会老百姓种植桑柘麻苎、养蚕织布、做衣做鞋，改进办学，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后汉书卷七十六卫飒传》记载，卫飒任桂阳郡太守十年，建武二十五（49）年被召还朝廷；后又以茨充代任桂阳郡太守多年。从这些史料记载来看，整个西汉建武（25-45）年间，桂阳郡治设在耒阳。

汉和帝刘肇（79--105年）时，河南会稽阳羡人许荆升为桂阳太守。许荆字少张，年轻时考取功名，为郡吏。他哥哥很早就让人害死了，侄儿为报仇杀了人，仇家带人前来复仇。许荆听说后，跪在这个人面前，说：“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仇家赶紧扶起许荆，说：“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事情终于平息了。许荆名气大振。和帝时，许荆到耒阳县任职桂阳太守。有一天，他到耒阳县老百姓家中视察民情，恰好遇到蒋氏兄弟因争夺家产而发生纠纷，官司打到了县衙。许荆将二人召集到一起，心情沉重地长叹一声说：“我负责管理这个地方，承担国家重任，应当尽力教化伦理，使家庭和睦，百姓安居乐业。你们兄弟为了些许财物而不顾纲常伦理、手足之情，这样看来是我没有尽到教化的职责，我有失职之过啊！”许荆命衙差端来笔墨纸张，当即写了弹劾自己的请罪书，请求朝廷治他教化不力之罪。蒋氏兄弟见此情形，顿感悔恨和内疚，重归于好，并请求许荆治他们的罪。中国古代法律观念中，有个重要的思想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强调“礼禁于未然之前”，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统一人们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官吏在处理纠纷时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希望借此达到“无讼”的理想境界。许荆处理蒋氏兄弟争财的纠纷就是典型个案。许荆在耒阳十二年，政绩显著，后让皇上召见，征拜谏议大夫，病逝于任上。耒阳人怀念他，为之立庙树碑。

桂阳郡治何时搬出耒阳迁入郴州的呢？史无明确记载，成为一道历史之谜。南朝陈时臧励和在《补陈疆域志》中，已将耒阳县载于湘州，为湘东郡下。《兴地纪胜》记载，耒阳于“梁、陈间移县治在骜山口，隋平陈始更曰耒阴（属衡山郡）。”自梁（502～557）陈（557～589）间，耒阳与桂阳郡脱离了隶属关系，桂阳郡之名亦随之消失了。

文化遗址是凝固的历史，是地域文明的标识，是城市独有的精神化身和性格特征。古桂阳郡治既然先后在郴州、耒阳、桂阳均有停留，我们今人无需纠结在哪里多少年，最重要的是如何挖掘、保护郡治遗址，通过它转化为乡恋、乡愁，乃至对国家民族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