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郴城  摄影：李文

编者按：本文以郴藉文史专家谢武经2019年3月7曰在郴州市委党校讲座《郴州是一个最值得文化自信的地方》为基础，增加了相关内容整理而成，以馈读者。

2012年，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三个自信”；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拓展为“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加了一个“文化自信”。习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其实，我以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座城市的灵魂，确确实实如总书记讲的是“最根本的”。

我作为一个郴州人，十分热爱郴州，在湖南师大就读时就写了《郴州史话》，而且这还是我的学士论文。就在这本书里，我又一次提出，“郴”字由“林”“邑”二字合成，系“林中之城” 的意思。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几十年来，“林邑”“林中之城” 已经成为郴州的两张名片、两句广告词。

作为郴州人，热爱郴州是本能、也是天性，有句歌词“谁不说俺家乡好”，所以我一直热心家乡历史文化的研究，越研究得深越觉得我们郴州是一个很值得文化自信的地方。下面就我所研究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一、试析苍梧郡、桂阳郡、长沙郡（国）、零陵郡与郴州之间的关系

苍梧郡、桂阳郡、长沙郡（国）、零陵郡与郴州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经过仔细研究，自己感觉总算有了点头绪。

从设在郴县（郴州）的桂阳郡说起：要说桂阳郡，一个重要节点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 。这年之前，湘南只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郡治设在郴县（今郴州）的桂阳郡。这一年分桂阳郡的西部地域设零陵郡，从此湘南有了桂阳、零陵两个郡级行政机构。到隋朝开皇中，又在今衡阳设衡州，此后湘南有了三个郡（州）级行政机构。也就是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 之前，郴州是湘南唯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出现了古苍梧郡：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秦简的发现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长沙，还震惊了郴州。突然之间，大名鼎鼎的长沙郡在秦简里面没有了，湖南的地域被洞庭郡、苍梧郡所取代。苍梧的名称，至少舜帝的年代就有了。司马迁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此后，战国时期的楚国出现了洞庭、苍梧二郡，屈原的《楚辞》里反复出现苍梧。现在，秦简里又出现了洞庭、苍梧二郡。

洞庭郡，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古苍梧（因历史上广西有一个苍梧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 建立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广西苍梧郡之前的古苍梧）。里耶秦简出来以前，史学界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及其他古籍的记述，对古苍梧的地域范围有一个大体的界定，其大体区域为今天的湘南及广西桂林以东的地区。至于苍梧郡的郡治，一直没有定论。

古苍梧郡治在郴县（今郴州）：前面说了，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 以前，郡治设在郴县的桂阳郡为湘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桂阳郡是汉高祖五年（前202）设置的，正值秦、汉交接之际；几年前，项羽还迁义帝于郴；十分巧合的是，秦简牍中还出现了“苍梧郴县”的文字。这三件大事决定了郴州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任何地方不可取代，具有秦苍梧郡只能设在郴州的唯一性。当时的零陵还只是县，且县治在今广西全州西南。

怎样理顺一些历史关系：上述记载表明，秦苍梧郡治设置在郴县（今郴州）毫无疑问，但还有些问题需要理顺，如：当时桂阳郡是否属长沙国、“长沙郴县”的来历、零陵县汉初为什么属长沙国、什么时候入桂阳郡等。第一，桂阳郡是否属长沙国？回答是否定的，它们是平级的汉王朝的二级机构。一是它们同时于高祖五年（前202）设置的。二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及驻军图，两幅地图均不包含桂阳郡，特别是驻军图明显地把桂阳郡属下的桂阳县（在今广东北部）划在长沙国国界之外。第二，“长沙郴县”的来历：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率领下攻下百越，在新占领的地方设置南海、桂林、象郡；至此，苍梧郡不再是边郡，其军事战略地位消失。对首都设在咸阳的秦王朝而言，郴州十分闭塞，交通不便，诺大一个苍梧郡的郡治仍设在今郴州，不便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为此将苍梧郡的郡治迁往临湘（今长沙），更名为长沙郡，在郴设郴县。这就是项羽迁义帝“长沙郴县”的来历，里耶秦简中记载“卅四年（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奏及苍梧为郡九岁，乃往’” 也有苍梧郡治搬迁的意思。不过，徐少华教授认为苍梧郡治搬迁长沙的时间是秦二世元年（前209），这也是一说，相差二、三年，没有大的影响。第三、零陵县汉初为什么属长沙国、什么时候入桂阳郡、什么时候设零陵郡等。研究发现，零陵县秦代时为苍梧郡属下的县，苍梧郡治搬迁临湘改长沙郡后，与郴县等一道属长沙郡。汉高祖五年（前202）长沙郡改长沙国时，零陵县仍由长沙国管辖，而以郴县为郡治设置了与长沙国平级的桂阳郡，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及驻军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汉景帝元年（前156），吴氏长沙国吴芮的五世孙吴著去世，因其无后，历时46年的吴氏长沙国结束。这时，正是晁错受重用，景帝要开始按晁错上奏的《削藩策》大举削藩的时候。景帝二年（前155），汉景帝封其庶子刘发为长沙王，乘机大削长沙王的势力和地盘，把零陵等地从长沙国分离出来，原属长沙国的零陵（秦、楚时一直属于郡治设在郴县的苍梧郡）并入桂阳郡。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丞相吕嘉叛乱，立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联络东越发兵反汉。次年，汉武帝调集大军10万分兵数路进军南越国。元鼎六年（前111）冬，捕杀吕嘉和赵建德，南越各地守将纷纷降汉。历经五世93年的南越国最终灭亡。汉武帝进一步健全行政建置，把南越国土地划分为9郡。从此，岭南地区直接归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与此同时，汉武帝把今属广东韶关、连州等地的一大片地区划归郡治在郴县（今郴州）的桂阳郡，而把零陵从桂阳郡分离出去，另设零陵郡（郡治在广西全州西南）。

自此，秦、汉之际湘南的地域关系基本厘清。

二、三皇五帝时期的郴州

关于三皇五帝时的郴州，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到项羽徙义帝来郴时，有一句极为经典的话：“‘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这句话很多人看不懂，怎么把徙义帝于郴与“古之帝者”联系在一起？但郴州人看得懂。意思是：古代的帝王地方千里，必居住在上游（郴县），把你迁徙到那里（古之帝者去的地方）去，没有亏待你啊！

司马迁的话，明白得很，郴州就是古之帝者居住的地方。有哪些帝王在这里呆过？神农我就不说了，郴州人都知道，还树立了神农铜像，炎陵县还有炎帝陵，道县玉蟾岩还发现了10000年以前的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这些地方及湘南古代均属苍梧之地。

另一个就是舜帝。司马迁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野”者边野，苍梧之野即苍梧的边野。按说文解字，“之野”即离开二、三百里的地方。我写过多篇文章，论证舜帝在郴州建苍梧国。以郴州为苍梧国都邑计算，九疑正是离郴州二、三百里的边野。此外，据《辞海》记载，最早的零陵在今宁远东南，即今兰山至临武一带，难怪临武有那么多关于舜帝的地名和传说。临武正考古发掘渡头古城遗址，其历史遗存已到秦、汉，也许还会有更早的遗存。

还有一个是夏朝。任国瑞研究员在为我们的《徐霞客郴游之路》作的序中说：“郴州为炎帝与义帝之都，尧舜之世为苍梧国之重镇” “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他除了提到炎帝、尧帝、舜帝在郴州的活动外，还第一次提到“夏代前期之都会” 也在郴州。无独有偶，后来又在《临武县志》中发现：临武为夏之纶邑和女艾为临武人的记载。

在这里先交代一下夏代前期的历史。大禹创建了中国第一国家政权，传给了夏启。夏启传位给儿子太康。太康贪于田猎、不理民事，被后羿夺去了王位，历史上称“太康失国”。后羿大家比较熟悉，是嫦娥的老公。后羿也喜欢田猎，不太管事，被寒浞夺去王位。此后有一位少康，是夏禹的玄孙，夏启的曾孙；他躲到了舜帝的老巢、有虞氏的纶邑建立根据地，后派高级间谍女艾刺探寒浞的情报，最后一举歼灭寒浞，夺回了政权；历史上称为“少康复国”。

有意思的是任国瑞研究员说“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郴州）”。我曾问过他有根据没有？他说有根据，只是事情太多来不及写文章。而《临武县志》又冒出来一个“临武为夏之纶邑”、即临武为少康复国的根据地；还说少康的高级间谍女艾也是临武人。传说舜帝在临武的活动很多（现还有很多相关的地名），舜帝所属的有虞氏自然会有人留在这里。这一切绝不是巧合，必有因果。就是前些天，《郴州日报》记者刘娟丽发表一篇题为《古刹姮娥仙：让古老神话接近现实》的文章。姮娥即嫦娥，嫦娥奔月的故事发生在郴州资兴也未可知。

司马迁的记述与郴州的历史、传说惊人的巧合，使人浮想联翩。传统认识都是中原文化中心说，众多考古新发现及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早已突破了这一观点，湖南的考古发现及郴州的历史文化研究显然与这种传统认识有巨大的差异。

三、中国龙的原型或在临武龙宫

徐霞客在他的《楚游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临武石门龙宫（过去称龙洞）中一条活灵活现的龙。这个喀斯特溶洞有六大特点：一是洞本身就象龙宫；二是龙宫中有龙潭；三是龙潭中有一条活灵活现的完整的石龙；四是龙颌下有宝珠；五是旁边有珠盘；六是除了龙的冬眠季节外，龙宫中常有龙气溢出，为临武古八景中的“龙洞烟云”。我是学历史的，喜欢从历史、考古、地理等方面分析问题，觉得这条石龙不简单，应该就是中国龙图腾原型，于是写了一篇《中国龙的原型或在郴州临武龙宫》发表。此文一出来，马上引起湖南网络炒作，一些报刊杂志纷纷转载，在全国炒起来了。接着，中央十台来了，从地质角度制作两期节目播出。《湖南日报》来了，以《临武石龙压众奇》为题发表了文章。地质专家、历史专家、龙文化专家也一批一批的来了。不少专家赞同或部分赞赏我的说法，临武石龙火了起来。在去年临武举行的龙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长沙等地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华龙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专家发起下，共同签名发表《关于在临武创建龙文化博物馆和中华龙坛的倡议书》。在座各位想一想，如果能把这两个项目做起来，不就是要把龙文化在郴州临武落地吗？就象让舜帝文化落地宁远、炎帝文化落地炎陵一样，龙文化落地郴州、落地临武。现在，临武已经打出了“龙源临武” 的牌子，我们坐高速公路在临武出口就可以看到，在一块大石头上刻了这几个大字。今年初，中央电视台在临武创建的“龙文化微电影小镇” 已经奠基开工，在他们拍摄的微电影《龙飞凤舞》的主题歌中有这么两句：“龙乡四季花开，一派龙飞凤舞……”“龙源吉祥常在，一派龙飞凤舞……”， 他们已经把临武定位为“龙乡”“龙源”之地了。最近，我们写了一本《丹霞濒危文化》的书，是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周秋光写的序。湖湘文化是对湖南文化的总称，原来的会长是原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周秋光是接任文选德同志的。周秋光在为《丹霞濒危文化》作的序中是这样说临武石龙的：“一是在临武石门龙宫发现了‘中国龙的原型’；二是这一发现丰富中国龙文化的研究内容，即观念的龙和物化的龙；三是丰富湖湘文化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四是将这一发现用于文化旅游与开发；五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弘扬龙文化也就是弘扬传承中华文化传统。”

其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龙文化怎么做大做强都不为过。我倒是有个想法，我们可以向株洲学习，株洲是把炎帝文化当作株洲的文化来做，有声有色。我们也可以以临武石龙为载体，在郴州做大做强龙文化、特别是龙的创意文化。世界上的创意大师迪斯尼家喻户晓，他创意的米老鼠、唐老鸭进入千家万户，拖来了一个富可敌国的迪斯尼集团，旗下现有六个迪斯尼乐园，中国占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如果我们能在郴州建一个“龙文化创意产业园” 或“龙文化乐园”，其创意空间总不会逊于米老鼠、唐老鸭吧。据说，万达的老板想做一个创意产业园、甚至想超过迪斯尼乐园，有人搭桥的话，能否来郴州试试。

四、重新认识裕后街

裕后街不是千年古街，它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但它的价值却不可限量。为什么？它反映了郴州及中国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即“一口通商”闭关锁国的历史。什么是“一口通商”闭关锁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关闭沿海各通商口岸，只允许广州一个口岸与外国贸易，称为“一口通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中英订立《中英南京条约》，除中国向英国赔款外，核心条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此后又与美国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澳门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政府又与法国在广州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至此，清政府长达85年的“一口通商”闭关锁国政策结束。海禁全面放开，大量人员、货物来往不需经广州转口。因“一口通商”闭关锁国政策而空前繁荣的郴州顿时呈现衰败景象。

郴州的历史悠久，不容置疑，然而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除了秦汉以前的远古时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之外，山高林密的郴州仍然是十分闭塞的南蛮之地，是被贬官员的流放之地。宋代，郴江上没有桥梁，只有秦观描述的“月迷津渡”。元、明时期有了苏仙桥，却没有了渡口的记载。明以前的码头，均在苏仙桥至燕泉河出口化龙桥一带，徐霞客、湛若水均是从这一带坐船北上的，裕后街、上河街还没有形成街市。交通工具只有称作“吹火筒”或龙舟的小船，只能坐两三个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即关闭沿海通商口岸，只允许广州与外国贸易的政策，与现在所说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大大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却造就了郴州二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空前繁荣，也造就了广州的十三行，使郴州成为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商埠。“一口通商”时期，因商务繁忙、郴州空前繁荣，成为了郴州版的秦淮河和清明上河图。原有的航道很窄很浅，只能通行坐两、三个人的“吹火筒”或龙舟，拓宽挖深航道后，十来吨的船可以到苏仙桥，小一点的可到上河街。郴州的文史专家张式成先生亲自考察过郴州的古码头。他说从上河街到鸦市桥一线的郴江河岸，他考察到的就有六、七个码头（苏仙桥、下河街一线还有一些码头），可见那时的郴江何等繁忙。由于郴州的贸易量特别大、郴江又比较小，有些货物要从别的地方上岸走陆路，因此还出现了瓦窑坪、桥口、木根桥等新码头，这些货物上岸后仍然要经郴州的裕后街经湘粤古道南下。大家想一想，当时的郴州从苏仙桥经上河街、裕后街至鸦市桥一线不就是郴州版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图吗？你们也许以为我是瞎吹，请大家看一看历史记载：

《嘉庆郴州总志》记述：到清嘉庆年间，“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店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蔫，九、十月间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设土灶市酒肴，纷纷攘攘，逾午而散。商贾之大凡如此。” 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清道光2 2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后，共85年。嘉庆朝正是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的中期。

我们再来看《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记述：“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未通。南货运北，北货往南，悉由此经过。故沿河一带，为店栈坊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及东南氛靖，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悉视郴道为畏途。今昔比较，十一悬殊。河街客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可持久之势，此往来经商之情形也。至郴人之业商者，特五十之一耳。班口既小，资本亦微。行销各货，或运米、盐而入境，或运烟、茶以出境，以及竹、木、姜、果、茶、桐油等。水陆运费，为数不资，获利遂寡。其不能与多财善贾者埒，势固然也。处优胜劣败之时代，而欲使商务勃兴，夺轮舶之利权，复旧日之规模，其俟诸铁路告成之后乎。” 《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实业》实际反应了“一口通商”前后郴州经济兴盛与衰落的真实状况。但记述在时间上有两个大的错误，因时间关系，我不再详述，我写了一篇文章《拨开裕后街的迷雾 打造乾嘉古城区》，已经纠正了他的错误。古文专家陈礼恒先生点校了《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也纠正了这一错误，可在《郴州网》上查询。

有关内容，《永兴县志》中也有记载：“道光以前，广货由郴过永，下达衡湘，出其途者众，故市多繁盛。自海运既开，陆路之商旅遂绝迹焉。而永实首承其弊，数十年来市井萧条，有若江河日下。至肩挑小贸当妆获以后，上赴坪、乐，下往萍、醴，所贩惟鸡、鸭等物，输力甚苦，获利甚微。当商战之世，区区直奴隶不若，又何怪强弱之悬殊哉！”

“一口通商”影响最大的是郴州，因为郴州为南北之间的水陆交汇处；然而不仅是郴州，对湘潭、衡阳亦影响巨大。清代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述：“一口通商”时期“劳动工人往来于南岭者，不下十万人”。海禁放开后，焦徽在《衡阳城市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描述：废止“一口通商”之后“广州对外贸易垄断地位丧失，上海取代其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这减少了原先经湖南至广州商路的贸易往来，影响了这一商路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湘潭贸易中转地地位不保，衡阳经济也受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增开汉口、九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内地物质的出口和外国物质进口改经汉口至上海非常方便，且湖南的谷米等物运至汉口销售日多，汉口成为湖南对外贸易的主要转口地。经湖南至广州的商路日益冷落，这一商路上的船工、脚夫大批失业，衡阳经济更加衰落。”

郴州，从古到今，历来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是南北交通最便捷的通道。最早的湘粤古道，以后依次有湘粤公路、粤汉铁路、107国道、京广双轨铁路、京珠高速、武广高铁等，均为南北交通大动脉。我曾经说过，如果在折岭头建一个观景塔，这七条从古到今的交通大动脉尽收眼底。如果有眼光的话，在这里创建一个陆路交通博物馆，一定很有特色。

说了这许多，目的是一个，重新审视裕后街、研究裕后街。如果能按“一口通商”时的历史背景打造从苏仙桥经龙骨井、乌石矶、下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建成郴州版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图，一定会是很有特点的文化旅游品牌，因为以“一口通商”、闭关锁国为大背景的文化旅游产品极少。如果能建一个以“一口通商”闭关锁国为题材的专题馆，意义会更大。大家想想，“一口通商”闭关锁国对中国影响多大、多深远？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恐怕像郴州这样特殊的案例，全国少见。如能做好这篇文章，既有意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与三级说

周敦颐（1017—1073）是北宋哲学家、理学（即道学）的创始人。然而，他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即《辞海》中说的，周敦颐“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也就是宇宙观（世界观）的理论；这使周敦颐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系统提出这一理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人对宇宙构成理论的伟大贡献。

周敦颐三次在郴州（含汝城）为官，他为官生涯三十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郴州。他最重要的著作《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即宇宙构成论的学说，就是在郴州完成的。

什么是宇宙，简单的说就是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的两大要素即时间和空间。从古至今，宇宙怎么来的？它将怎么发展？一直是人们关注的根本问题，即所谓的宇宙观、世界观。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主要集中在他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中。《太极图》是一幅简单的宇宙构成图；《太极图说》的前半部分以文字阐述创立了他的宇宙构成理论，后半部分把宇宙构成理论用于人类社会，创立了“立人极”的理学思想。

我们现代人的研究，只侧重于周敦颐理学思想的研究、也从他的《爱莲说》研究他的廉政思想。而忽视了他的根本思想即宇宙构成论、也就是世界观思想的研究。我的研究发现，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与所谓“宇宙之王”霍金为代表的宇宙构成理论如出一辙（霍金前不久刚去世）。大家请注意，霍金等是当代的天体物理学家，周敦颐可是一千年以前（1017年生）北宋时期的人啊！大家看看，周敦颐是不是超人。周敦颐的宇宙构成理论，我在《永州日报》《文献与人物》《人文湘南》发表过文章，在永州电视台讲座节目中讲了四课，向道县的领导也宣传过。但均没有引起重视。周敦颐的这一理论是在郴州创立的，如果郴州人加以研究宣传，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倒有个想法，如果郴州人能把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拍成科教片，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前人早在一千年前关于宇宙构成的理论就达到了今天的水平，不但传承了传统文化、还增加我们的自豪感，也可以扩大郴州的影响和知名度。我倒呼吁郴州人做这件事。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内容太多、太复杂，因时间关系，不能详细讲述，有兴趣的可以查看资料。也可以在《郴州网》查询我的《周敦颐的宇宙构成论与三级说》。

六、就郴州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说几句话

郴州与永州是同时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然而，永州已于2016年成为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永州（零陵）可是汉代从郴州（桂阳郡）分出去的啊！讲历史文化，郴州是一个很值得文化自信的地方，我上面讲的这些重要内容，都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郴州落后了。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觉得为时不晚。可以设想：我们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能把苏仙桥至牙石桥的乌石矶、龙骨井、河街、中河街、上河街、裕后街、南关上等沿河一带打造成极具特色的“乾、嘉历史文化街区”，使之成为郴州版的秦淮河、《清明上河图》；再创建一个以“闭关锁国”与“改革开放”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专题博物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把三国吴简、晋简（亦可办专题博物馆）和义帝、苏仙、三绝碑、周敦颐、郴州丹霞（含申遗）等历史文化及红色文化挖掘出来；把周边的历史文化遗存如苏仙岭、王仙岭、良田古街、许家洞古街、曹王寨、喻家寨、天飞山的首家寨等开发出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该是会大有希望的。

七、关于义帝

义帝陵在北湖区，在这里重点讲讲义帝与义帝陵。两千多年前的秦、汉之际，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历史大事。一件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经过惊心动魄、波浪壮阔的战争，强大的秦王朝被推翻了。一件是楚、汉之争后，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延续时间长达400多年的著名王朝—汉朝。这两件历史大事，起重要作用的就是被迫迁都郴州、并被杀害于郴州的、郴州人人都知道的义帝。为此，我今天主讲的题目为：

义帝改写中国历史，为灭秦兴汉的奠基人

义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千多年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是两种：一种说他是贤主，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另一种说他是傀儡皇帝、懦弱皇帝、甚至是倒霉皇帝。前些天与北湖区的一些同志交流，说现在仍然有人是这种认识。我甚至听说，有些领导干部，怕沾染晦气，从来没有去过义帝陵。

关于义帝的一生，资料较少，而且基本资料均来自司马迁的《史记》。无论赞赏他为贤主、很有作为的皇帝，还是说他是傀儡皇帝、懦弱皇帝、甚至是倒霉皇帝，其基本资料均来自《史记》。为什么二千多年来，人们都读《史记》，都用《史记》中司马迁对义帝的记载来评价义帝，而结果却截然相反？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迁在《史记》中是怎么样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司马迁有一项创造发明，为重要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一般来说（也有例外），帝王的传记称“本纪”、诸侯王的传记称“世家”、帝王和诸侯王以外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称“列传”（实际上一些无名之辈也入了列传）。而对于义帝，司马迁在本纪中不写他、世家不写他、列传里也不写他，好像他就是一介草民，不值一提。大家看看，在司马迁笔下，似乎义帝一点地位也没有，列传都没有他呀！不就是“傀儡皇帝、懦弱皇帝、甚至是倒霉皇帝”吗？但凡细读过《史记》的，不少人为义帝鸣冤叫屈，我们郴州的何孟春就是一个。还有人为他撰写本纪；树碑立传；古人有，今人也有；但就是不能解决问题。

解铃还需系铃人。前几年，再研读《史记》，发现我们完全误解了司马迁。第一、义帝有本纪，不但有本纪，且十分详细，义帝的人生经历、历史作用、文字的篇幅亦与本纪相匹配，只不过这《本纪》巧妙地藏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中。第二、《史记》中所有关于义帝的记载，处处体现义帝为帝王，刘邦、项羽等诸侯王为臣子的身份，如：“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 “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义帝），令臣下争叛逆” “夫为人臣（项羽）而弑其主” 等等。第三、翻开《史记》，凡记义帝的事，都是以崇敬、敬仰的语气写的，都是按帝王的身份表述的；没有一句降低身份和诋毁、贬低的语言。

在此，可以想象，司马迁肯定由于受到某种压力，才采取这种巧妙的手法，使义帝的本来面目留于史册。此后，我完全使用司马迁的原文（除篇名标题外），整理、还原了《义帝（熊心）本纪》发表，还被收入北湖区编辑出版的《义帝熊心》一书中。由于该文每句话、每个字都是司马迁的，为此作者仍用司马迁，我只作整理者。

历史上有个成语，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语也来源于司马迁《史记》中的“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记述的故事。看来司马迁深谙此道，表面上不为义帝作本纪，实际上又留下了完整的义帝本纪。在历史上，不少史学家认为司马迁不为义帝作本纪，世家里面应该有他呀；退而求其次，列传是绝对不可缺的。我们郴州历史名人何孟春就有这种感叹，他撰写的《义帝陵记》中说：义帝在历史上，是曾经南面称帝的人，写历史的人，却没能为义帝写一篇“本纪”，楚“世家”也没有记述。其实，司马迁很明白，不写本纪，把他列入世家，是贬低了义帝，不成体统；写入列传，就更不象话了。世家他写了三十篇、列传他写了六十九篇（不怎么重要的人也写进去了），义帝怎么能与他们为伍？这岂不是误导历史、误导后人？这样的事，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做的。《史记》通篇中均称义帝为帝，刘邦、项羽及各诸侯王都称义帝为帝，怎么就入世家、列传了？所以，司马迁明白得很，要写《义帝（熊心）本纪》、也写了《义帝（熊心）本纪》；然而又不能在他手上单独成篇。别忘了，他可是受过宫刑的哟（由于司马迁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过宫刑）；为此，不排除受到朝廷的某种压力，作一些违心的记载。义帝就是一个特例，但他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补救措施。

司马迁受到哪些压力？一时说不清楚，但我试着分析一下，供各位参考：

首先，我们翻开历史，秦朝灭亡是秦王子婴一年（公元前206），而汉朝建国是汉元年（公元前206），是同一年。可能吗？回答是否定的。汉元年是义帝在位，就算义帝不作数，也轮不到刘邦称帝，只可轮到项羽，刘邦的汉王还是项羽封的。然而历史书籍就是这么记载的，而且是从汉代开始就这么记载。从《史记》的记述看，这一年应该是义帝的年号-义帝元年。有意思的是，你们在网上查阅一下“义帝”栏目，有的现在就已经把汉元年（公元前206）写成了义帝元年了，要不有些历史脉络讲不通。大家注意，如果这一年写成义帝元年，这是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不能忍许的。为什么？汉朝谁是开国皇帝？如果义帝是开国皇帝，刘邦的位置怎么摆？

其实，司马迁也有难处。《史记》中说：义帝无后，所以刘邦当了皇帝；反过来说，要是义帝有儿子，不是应该义帝的儿子当皇帝吗？这句话很清楚，刘邦是继承义帝当了皇帝。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朝代是楚还是汉？谁是正宗？这么敏感的问题，只好避开。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吧！

为什么要用司马迁原文的字句整理《义帝（熊心）本纪》？第一是它的真实性、可信度。义帝为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为西汉人，其真实性、可信度无容置疑。第二是它的权威性。《史记》被称为“实录、信史”，为前“四史”之首，为最权威的历史巨著。第三是后人记义帝，基本资料均来源于《史记》，修改、加减任何内容、文字、甚至体会，均显得苍白无力。为此，只有用司马迁的原文字句才能还原司马迁的本意、真意。第四、整理司马迁的东西是不是司马迁的著作？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看过好多毛主席的著作，如《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论无产阶级专政》等，谁也没有怀疑过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徐霞客游记》等诸多历史作品均为后人整理，没有人怀疑作者的真实性。第五、我用司马迁的原文字句恢复《义帝（熊心）本纪》实际上是了结了司马迁的心愿。

我整理的《义帝（熊心）本纪》出来后，由于全用司马迁的原来字句，很多人看不懂、或读起来很吃力。精通古文的陈礼恒先生把它作了校注并译成了今文，现在一般的人都可以看懂了。校注及译文均在《郴州网》上，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一看。《义帝（熊心）本纪》展示了下面几个主要观点：

一、 项梁在世时，义帝（楚怀王）是秦末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

为什么要立楚怀王的孙为王？《史记》中是这样说的：秦二世二年，居巢人范增，年已七十，住在家里也常想些奇巧计谋。他见天下大乱，各路英豪纷纷起亊反秦。于是跑去劝说项梁拥立楚王之后，以号召天下。他说：“陈胜的失败是合乎情理的。因为秦灭六国，楚最无罪。从怀王被骗入秦国不再回来，楚人直到今天还在悲痛怀念他。所以楚南公预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胜从大泽乡揭竿而起，虽然是楚人，也以楚的名义，建立了‘张楚’政权，但因他不拥立楚王之后，所以他那政权不能长久。现在，你起亊江东，楚国那些纷纷起来反秦的将士都归附于你，因为你是楚人，前辈世代为楚将，相信你能拥立楚王之后为天下共主。”项梁接受了他这个意见。于是从民间找到了正在为人牧羊的楚王的孙熊心，拥立为怀王，这正是楚人所希望做到的。然后以陈婴为上柱囯，把临时王都设在盱台，项梁自称为武信君。

司马迁说得明白，拥立楚王的孙熊心为怀王，这正是楚人所希望做到的；这等于是树立了一面旗帜，以号召天下、笼络人心。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族群要想形成合力，必须要有一面旗帜或者偶像，才有号召力，是神或者人都行。西方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带有神的色彩，日本的天皇、英国的女皇、伊朗的精神领袖则是人。中国的孙中山，至今还是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的一面旗帜。秦末农民起义，声势浩大，队伍很多，各自为战，缺乏一面旗帜，所以陈胜、吴广失败了。范增劝说项粱拥立楚王之后，树立了一面旗帜，各路起义军纷纷聚集在这面旗帜下。从此以后，项梁从东阿起，西至定陶，一再攻破秦军。项羽等又杀了李由。然后节节胜利。

后来，由于项梁骄傲轻敌。宋义于是向项梁进谏说：“打了胜仗便将骄卒惰的军队必败。现在士卒已出现懒散苗头，而秦军又在继续增加援兵，我为你担忧。” 项梁根本听不进去。于是派宋义出使齐国。宋义在去齐国路上遇到齐国派出的使者高陵君显，便问高陵君“先生要去见武信君（项粱）吗？”高陵君答说“是”，宋义便说：“武信君这次必败无疑。你缓些儿行或者能逃脱死路，如果赶着去必定会遭遇大祸。” 秦军果然以大部兵力增援章邯，向楚军进攻，在定陶大破楚军，项梁力战身亡。”

二、项梁去世后，义帝亲自掌握兵权，决策、布署了推翻秦王朝的波浪壮阔的历史性战争。

司马迁记述：“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被攻破，心生恐慌，便把王都从盱台迁到彭城，同时将吕臣、项羽两支部队收归自己直接指挥。而以刘邦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带领砀郡的义军。封项羽为长安侯，称为鲁公。吕臣则被任命为司徒，吕臣的父亲任命为令尹。” “章邯攻赵，赵王赵歇多次请怀王救援，怀王于是一方面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北进救赵；一方面派刘邦向西，进军函谷关。怀王还与众将领约定，最先攻入平定关中地区，便封他为王。”

司马迁的记述揭示了义帝影响、改写中国历史的四大战略决策：第一个是迁都彭城。第二个是军队收归自己亲自指挥，掌握了军权；第三个是决策、布署了灭亡秦朝的战争，一方面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兵北进救赵；一方面派刘邦向西，进军函谷关。第四个是与众将领约定，最先攻入平定关中地区，便封他为王。

先讲第一个迁都彭城。司马迁记述“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 就是由于司马迁的一个“恐”字，有人就讲义帝懦弱，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对“恐”字的解读，我倒赞成陈礼恒先生的理解，义帝是心里担心义军的战果就此被埋葬，便将王都从盱台迁到彭城，往前线靠拢；而并不是为个人安危恐惧。项梁被杀是在定陶，定陶是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至今仍保存有项梁墓。义帝的都城在盱台，即今江苏中部洪泽湖南的盱眙县。迁往新都的彭城在今徐州市。也就是说，他是迁往当时战场的中心区域，这是懦弱吗？这是勇敢、而且有胆略。他亲自掌握兵权，使自已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讲他懦弱，恐怕是吃错了药。

二个是军队收归自己亲自指挥、调动。司马迁记述：怀王“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我们常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天下靠枪杆子，维持政权也要靠枪杆子。义帝很精明，掌握了军权，绝不象有人说的是傀儡。

三个是决策、布署了灭亡秦朝的战争。有道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义帝掌握军、政大权后，决策、布署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最有意义的战争、改写了中国历史。司马迁记述：“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这一条特别重要，司马迁寥寥数语，把义帝决策、布署的灭亡秦朝的波浪壮阔的战争记述得一清二楚，没有一丝疑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邦羽毛未丰、项羽还在宋义之下，有谁能代替得了义帝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和布署？没有。此后，项羽杀宋义，怀王临危不乱、因势利导封项羽为上将军，在漳河两岸破釜沉舟、在巨鹿之战中消灭王离的二十万秦军、后又受降了章邯的二十万秦军，秦朝的军队基本消灭。刘邦则顺利攻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项羽强行进入关中后，刘邦又侥幸从鸿门宴中逃脱，开始了他创建汉朝的改朝换代之路。为此，我们说，义帝迁都彭城后所作的战略决策和部署使义帝成为改写中国历史和灭秦兴汉的奠基人，这一点也没有错。只是后面还要补充刘邦灭亡项羽的史实。

三、义帝的原则立场（《史记》中所记的“如约”）使他成为灭楚（项羽的西楚）兴汉（刘邦的西汉）的奠基人。

早在决策、布署灭秦的战役时，义帝就与众将领约定，谁最先攻入平定关中地区，便封他为王。然而，当项羽平定王离、章邯的秦军，率领所属各路人马转头西进，想进入函谷关时，关门紧闭。听说沛公刘邦已敲定关中，大为震怒。命令黥布等攻破函谷关，演出了一出鸿门宴的大戏后，项羽西入咸阳，放火烧了秦的宫室，在城内屠杀抢掠，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到烧杀的。秦国人很为失望，但又害怕，不敢不服从他。此时，刘邦兵马仅十万人；项羽四十万大军；根本不是对手。

项羽进入咸阳后，派人向怀王报告，要怀王封他为王。怀王说：“如约”。即按原来的约定办。义帝一声“如约”，为千古绝唱，敲响了项羽的丧钟，吹响了刘邦兴汉的号角。

项羽怨恨怀王当时不答应和沛公一同西进攻关，却让北上救赵，以致不能按照约定要求。现在也不答应封他为王。于是假意尊称怀王为义帝，而实际却不听义帝的指挥了，一个人独断专行，在戏下分割天下之地，分封给各个诸侯王。

戏下分封后，项羽出函谷关回彭城，派人去让义帝搬出彭城。说：“古时称帝的拥有的地方，纵横各千里，而且一定是居住在河流的上游。” 于是派人让义帝迁徙到长沙郡的郴县，而且催促快走。项羽的一些部下，有一些认为这作法很不对，渐渐背离他。项羽于是暗中指使衡山王和临江王去追杀义帝，义帝在郴县遭到杀害。

项羽谋杀义帝是犯了大忌，是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开始走上了比陈胜还危险的失败道路。自此，群龙无首，各自为战，进入了诸侯混战的昏暗时期。而刘邦则经常打义帝的旗号谋取利益、寻求发展。

刘邦刚进入关中，就打义帝的旗号笼络人心：“当初怀王派我攻关中，就是认为我能宽厚容人；再说人家（秦王子婴）已经投降了又杀掉人家，这么做不吉利。”

当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关中全部占领了，项羽极不高兴；刘邦忙派张良向项羽解释，这是义帝约定的，使项羽理屈词穷。

后来，刘邦得知项羽使人杀义帝的消息，袒露左臂放声大哭。于是下令为义帝发丧，哭吊三天。又派使者通告各路诸侯说：“天下诸侯共同拥立义帝，称臣亊奉。如今项羽放逐弑杀义帝于江南，这是大逆不道。我亲自为义帝发丧，诸侯也都应该穿白戴素。我将带领关中全部军队，聚集三河地区的士兵，向南沿汉水长江而下。我希望与诸侯王一起去攻打那个杀害义帝的罪人。” 他还派三侯来郴吊唁义帝，现西河口还有三侯祠。

到了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刘邦又搬出义帝。在宣布项羽十大罪状时，其中七大罪状与义帝有关。

最后刘邦基本平定天下了，又搬出义帝站台，说义帝无后，只好他来当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说的话，既有内心对义帝的感恩，也有假惺惺的成份了。

历史就那么无情，从一定意义上讲，义帝的一声“如约”及被杀害，毁了项羽、成就了刘邦。

郴州有些人很欣赏义帝的义文化，还成立了义文化研究会，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义帝的“如约”应该是这种“诚信”文化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义帝不顾个人安危维护这种“诚信”原则的勇敢体现。我们好好地研读一下《史记》，义帝的这两个字还真不容易说出来，这有杀身之祸。巨鹿之战后，项羽的兵力由数万人扩大到数十万人，势力澎涨。他召见各路诸侯王，诸侯将进辕门，都跪倒在地，膝行向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进入关中时，他拥有四十万大军，刘邦仅十万人马，在鸿门宴上，吓坏了刘邦，只好假借如厕溜之大吉。其实，在关中，义帝一句“如约”，就救了刘邦；如果答应了项羽毁约，义帝也许不会有杀身之祸，恐怕刘邦就要完蛋了。另外顺便说一下，当时项羽尽管势力强大，但还不敢违抗义帝的旨意，乖乖地撤出了关中东归；说明在项羽势力澎涨的高峯时期，义帝说话仍然算数，仍然不是傀儡。

义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帝王，是一位改写中国历史的帝王，来到郴州是郴州的荣幸，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份文化遗产。刘邦尊重义帝，每到危难的时候就把义帝搬出来。义帝也给刘邦带来了好运，建立了汉朝，才有了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这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很幸运的事，而不是倒霉的事。项羽的叔叔项梁找来了义帝，项羽不会珍惜，时不时讲义帝的闲话，最后还杀了义帝，终于不得好报，落得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历史就那么巧合，一报还一报。如果项羽能象后来东汉末年的曹操那样，可能历史又要改写了东汉末年，曹操势力澎涨，孙权劝曹操取代献帝当皇帝，想让曹操成为众矢之的，曹操看穿了孙权的阴谋，说：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所以，曹操至死也不当皇帝。项羽杀义帝，倒是把自己送到炉火上烤，可悲。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建议郴州人多到义帝陵缅怀义帝，他不会给人们带来晦气，而是带来好运、带来吉祥。

我还建议，我们要全方位的研究义帝，包括思想、人格、品行；特别是义帝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价值；这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比如说，从义帝决策、布署灭亡秦朝的战争来看，义帝真是一位很有胆略、天才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时，起义军的弱势是很清楚的：一是义帝初掌军、政大权。二是项梁刚刚被杀，影响士气。三是起义军力量弱小（主力宋义、项羽才四、五万人），秦军主力军则有四十万（章邯、王离各二十万）。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义帝居然还敢分兵二路，一路刘邦领兵直取关中，一路宋义、项羽北上救赵。在用人方面，也十分准确，西进刘邦；北上宋义、项羽，暝暝中感觉宋义就会被杀，是巧合还是天命？整个战争好像就是一场戏，一个朝代居然就像做梦一样一下子就被推翻了。可以设想，如果能把义帝决策、布署灭亡秦朝的战争，把项梁、项羽、刘邦等人的故事搬上银幕，一定会波浪壮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还会产生一系列文化旅游产品。

另外，义帝陵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国务院发了文的，表示了国家的重视，郴州人没有理由看轻这件事情。我想，历史上给义帝陵的地方至少要还给它；如果要把义帝文化做大做强，恐怕要有一个大的策划方案和规划方案（两个方案是两回事，策划在前，规划在后）。

谢武经，湖南资兴人，1947年出生，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任郴州地委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副处长，湖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研究员，湖南省文物局处长、调研员。2013年被聘任为郴州文史研究会特邀研究员、2018年被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聘任为专家库专家，郴州网历史文化顾问。

曾主持完成省级科研课题“三湘胜迹——湖南风光名胜概述”；主持完成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半景画馆》的创作、制作，并撰写《马王堆汉墓半景画解说词》；参与大型画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撰工作（湖南部分）。主要著作（个人或者本人为主与人合著）有《郴州史话》、《雷锋和雷锋纪念馆》、《湖南省志·文物志》、《湖南省志（综合本）·文化事业篇》、《徐霞客郴游之路》、《徐霞客楚游线路考察》、《建文帝与新田》、《湖南风光名胜》、《丹霞濒危文化》等；并在内地和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论文与文章近百篇、摄影作品600余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