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苏仙岭有一处宋代摩崖石刻，以秦观之词、苏轼之跋、米芾之书而被称为三绝碑，是享誉海内外的一处古代文化遗迹。然而，鲜有人知，三绝碑中深藏着令人惊讶的秘密。 一、从《踏莎行》两个不同的版本说起 秦观是北宋时期的一大词家，生前曾自编文集，由于宋徽宗曾下诏毁其文集雕版，现今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淮海集》，是南宋绍兴年间的版本。此后历代镌刻传写，版本繁多。而历代《淮海集》所收录的《踏莎行》与苏仙岭三绝碑上所刻的《踏莎行》，文字上有三外不同，试比较： [淮海集]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三绝碑]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两种有三处不同词句的《踏莎行》，究竟哪一种是秦观的原词呢？笔者认为：《淮海集》收录的《踏莎行》应是秦观的原词。其理由是：秦观写下《踏莎行》后，即受到了当权者的残酷迫害。秦观削秩郴州之前，尚留有宣德郎头衔。但秦观既为元�v党籍的重要成员，早已列入朝廷新贵打击的重点目标，正如他在书简中所写：“虽以罢免，然所承者坐耳，不烦深念也。”其上司西浙转运使胡宗哲奉朝廷之命负责监视他，虽无所得，但仍以“败坏场务”之罪名将其削秩。因此，秦观被贬到郴州后，理所当然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他的“深沉庭院虚”、“旅魂孤”、“郴州和雁无”、“孤馆闭春寒”、“孤馆悄无人”等词句，就是对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当他写下《踏莎行》后，终于被监管人员抓住了把柄。你看：“桃源望断无寻处”，堂堂大宋江山，岂无桃源可寻？这不是对朝廷的极大诬蔑吗？“斜阳暮”，这不是讽刺皇上吗？“郴江幸自绕郴山”，这不是怀念元�v旧党，冥顽不化吗？于是这首词作为秦观不满现实的确凿证据受到检控。很快诏书迭下：由削秩安置改为编管，再令“郴州编管秦观，移送横州编管”，“差得力职员押伴前去，常切照管，不得别致疏虞”；“追官勒停横州编管秦观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编管。”三年之中连徙三地，押送除名，形同犯人，这就是《踏莎行》给秦观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苏仙岭三绝碑的改词者认为：“无寻处”过于偏激悲观，不如“知何处”来得圆润；“斜阳暮”词意重复，不如“残阳树”意境丰富；“幸”带有主观色彩，不如“本”自然贴切。但这种修改在秦观去世以后，并不被社会所公认。所以，绍兴本收录的是秦观写的原词，而三绝碑所刻的“秦词”应该是后人的润色之作。 二、苏跋不是跋 苏轼为《踏莎行》写过跋吗？我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是跋？跋是一种文体，一般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三绝碑上的跋语是：秦少游辞，东坡居士酷爱之，云：“少游已矣，虽万人莫赎”。这其实是一段叙事性的记述，只是苏轼对秦观才华的评语而已，并不是他对《踏莎行》所作的跋。那么，这个评语是怎么来的呢？刊行于南宋绍熙壬午年（公元1192）的《淮海集》，记载了苏轼读秦观《踏莎行》的感受：“东坡绝爱尾两句”。而这段记载，又源于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东坡绝爱尾两句，自收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苏轼之跋，实源于此。 虽然苏轼并未直接为秦观的《踏莎行》写过跋，但从苏轼这番发自肺腑的感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对秦观确实有着深厚的感情。事实上也是如此，正是由于苏轼的极力推荐，秦观才从一个屡试不第，37岁仍默默无闻的人，很快能够进京，并当上太学博士。“元�v党祸”中，苏轼还背了个“汲汲无名之辈”的罪名，受到打击。《宋史》记载：秦观去世以后，（苏）轼闻而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这与三绝碑的评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认为：三绝碑的镌刻者必定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或秦词的爱好者，他镌刻苏轼的评语，无非是期望人们重视秦观的这首《踏莎行》，以及围绕这首词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这就是“苏跋”形成的经过。 三、芾书另有人书 三绝碑中，芾书的秘密最大，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米芾的书法。其理由何在？ 一、三绝碑上的字是直接证据。米芾是宋代书法大师，尤其擅长行草书，时人形容“风樯马阵，超迈入神”，即如乘风之帆，破阵之马，气势非凡。只要查阅米芾墨迹，便可略窥其行草书的艺术风格。而三绝碑上的字迹与之相比，风格迥异，显系两个人所作。如米帖中的木字旁两撇，均由内向外运笔，而三绝碑上皆由外向内；“里”字，米帖中均为简写，三绝碑上是繁写；“楼”字，米帖潇洒若飞龙舞凤，三绝碑上似嫌拘泥。总之，两者运笔气势截然不同。再则，米芾书法的题款皆为“顿首”、“再顿首”、“芾上”等谦语，而三绝碑上的题款为“芾书”，这与米芾的习惯用语大相径庭，这种题款用语既非米芾风格， 又非当时士大夫风尚，这种题款方式当为后人托名所作。 我们再换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三绝碑的书法艺术确实精妙，何以在其面世后，历经宋、元、明、清近千年，一直未得到书法界的重视，并收入米芾书帖中，供人临摹观赏？原因无非有二：其一、该碑刻不是米芾的亲笔；其二、该碑刻虽是米芾的亲笔，但艺术价值不高。这第二种原因不可能出现。因为元符三年以后，米芾才启用“芾”字，而这时正是他书法艺术炉火纯青之时，因此他决不会写出三绝碑这样的笔迹。所以只有第一种原因。 二、三绝碑上所刻的词是间接证据。米芾是在公元1107年，即秦观去世七年后去世的。即使从最早的《淮海集》绍兴本算起，也距米芾去世六十有四年了。更何况绍兴本之后，《淮海集》历代版本上所收录的《踏莎行》，那三处与三绝碑不同的词句仍是“无寻处”、“斜阳暮”、“幸”。由此推断，米芾即使要书，也只会是《淮海集》的《踏莎行》，而决不会是经过后人润色的三绝碑上的《踏莎行》 四、三绝碑与邹恭 苏仙岭的三绝碑，是由南宋郴州知军邹恭于咸淳二年（公元1266）镌刻的。清嘉庆年间出版的《湖南通志＆#8226;金石卷》，对苏仙岭三绝碑的记载颇为详尽，其中提到邹恭镌刻的三绝碑附有跋文，全文如下：淮海词、东坡语、元章笔，素号三绝碑。骚人词客得之宝惜。余来守是邦，首访旧刻，把玩不置。因谒苏仙山，少憩白鹿洞口，偶披蓁而上，有泉出于两山之间。于是草创小亭，环植桃栽，追思唐孙会“何异武陵之境”之句，慨悟少游“桃源望断知何处”之所咏，乃命工以其词镌之石壁，当与此景同传不朽云。咸淳丙寅春辛卯月邵武邹恭跋。接着，当时编纂者写了一段“金石文编”：秦少游词，米元章行书，十一行，行八字，在郴州。下截为咸淳二年二月郴州守邹恭跋。十一行，行十字，正书。随后，编纂者又作了一番“金石补正”：据石本录之，跋云“素号三绝碑”，则此刻词此书先有石刻，邹恭殆重模勒之耳。“环植桃栽”之栽，或以为李，于义自顺，而谛审拓片，实是栽字。邹恭为一州之长，人财物任其调度，其镌刻的三绝碑，理应精致可观，具有一定规模。但反观现在的三绝碑，形制简陋，雕刻浅薄，似有匆忙之嫌，实在不具备官办的应有气魄。 分析邹恭的跋，邹恭“首访旧刻”，然后再“镌之石壁”，因此，还有一块“三绝碑”早在邹恭之前就存在着。查阅明《万历郴州志＆#8226;艺文卷》，早于邹恭刻碑之前48年（公元1218），郴州知军万俟侣游苏仙岭时，写了一首《踏莎行＆#8226;题景星观》。请看原词：洞接桃源，桥横柳渡，苏仙旧日经行处。翩翩骑鹤几时还，空余怪石参天树。独倚亭栏，谁论心素，乱山堆垒青无数。试从西北望长安，断云争逐飞鸿去。其词韵即与《淮海集》不同，而与三绝碑的词韵完全相同。同一境地、同一词牌、同一韵脚，这决非偶然。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万俟侣在苏仙岭也看到了三绝碑的旧刻，因为喜欢。所以和了韵。由此可以断定，在邹恭刻碑之前，郴州确有旧刻三绝碑存在。而现在邹恭所刻的三绝碑，只不过是旧刻三绝碑的翻版而已。 五、神秘的刻碑人 谁是旧刻“三绝碑”的镌刻者？萃集古籍中对三绝碑的零星记载，一个神秘的人物值得关注，他就是秦观的女婿――范温。 范温祖籍成都华阳，别名仲温，字元实，史书称其生卒年不详。他是北宋著名学者、龙图阁学士、人称“唐鉴先生”范祖禹的幼子，性好学识，耽于诗画，一生不护细行，结交甚广。尝师从黄庭坚学诗，后来成为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他一贯重视诗歌的遣词炼字，主张“句中当无虚字”，尤为强调诗眼，提倡“以一字为工”，重在客观写实，重在主观情意的表达，认为学诗贵识，“故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两宋时期，文人以评论、修改他人诗词句字为时尚。范温也不例外。他对诗词特别是句字的精深研究，客观上促使他对秦词去“品头论足”、“吹毛求疵”。 范温于元�v后期与秦观之女结为秦晋。绍圣年间，秦观受继述之累、党籍之祸，革官去职，编管除名，一贬再贬，终因心力交瘁，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突然病逝。范温闻讯后，立即从梧州赶赴藤州料理后事，并与秦观之子秦湛一道，克服千难万险，千里迢迢扶榇北归。崇宁、政和年间，蔡京擅政，党锢未除，而他不惧政治高压，冒着受迫害的危险，公然宣称自己就是“山抹微云”之婿，说明他对乃翁秦观是非常崇敬的。苏轼评价秦观为“当今文人第一流”，黄庭坚也称秦观为“今世不复有之奇才”。因此，范温深知秦观诗词的历史价值。这从主观上造就了他与秦词的必然联系。 当然，仅凭以上理由，只能说范温具备了镌刻三绝碑的主客观条件，并不能肯定他就是刻碑者。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两段有趣的历史记载： 范温在《潜溪诗眼》一书中，记录了自己曾与黄庭坚一起探讨修改秦观《踏莎行》的情景：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也无害。”余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然余因此晓句法不尝重叠。这次探讨虽无结果，但至少说明范温有了修改《踏莎行》的动因。从情理上讲，他有进一步修改的可能。 又据《华阳县志》记载：范温常言“我不解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匿情作诡，正如王莽日假吊沽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又与人论时事，及开元天宝之末，叹曰：“天宝不过土崩瓦解而已，异乎今日鱼烂也。”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牢骚？这种牢骚与苏仙岭三绝碑之间有无逻辑上的联系？联想到三绝碑上秦词的修改之处，正好与范温、黄庭坚探讨的词句相吻合，而碑刻上的书法、题款又非米芾亲笔，其结论应予肯定。 六、三绝碑刻于北宋末年 若苏仙岭三绝碑确系范温所为，那他又是什么时候镌刻的呢？从三绝碑所刻“苏跋”的源流上看，它决不会早于释惠洪所著《冷斋夜话》的成书年代，即公元1113年。从三绝碑形制简陋、刀刻浅薄、似嫌匆忙上分析，它也不应该晚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因为在这一年，金兵已大举入侵中原，国势垂危，蔡京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昭然若揭，民意沸腾，以陈东为首的众多太学生跪于皇宫之前，联名上书要求朝廷诛杀蔡京等“六贼”。范温此时刻碑，大可“直道而行率”，完全不必“匿情作诡”了。据蔡京之子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记载：政和初，得为其（指范温）尽力，而朝廷因还其恩数，遂官温焉。温，实奇士也。综合以上分析，范温镌刻三绝碑的时间，当在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至宣和七年（公元1125）之间。而以他入仕之后，著名诗人阮阅任郴州知军的宣和年间（1123-1125）的可能性最大。这样，三绝碑的成碑时间，就比现在一般认为的咸淳二年（公元1266）提前了140年左右，朝代也从南宋推进到了北宋。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淮海集》能流芳后世，为何三绝碑就不见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笔者认为，这正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特殊历史现象。范温深知秦词的历史价值，特别是这首千古高绝的《踏莎行》，既以其精妙的文字、深遽的内涵将秦词推向了新的高峰，又不可避免地给“望风承旨者”授以口实，从而加剧了秦观的人生悲剧。范温是奇士，他以碑刻这种形式记录《踏莎行》，期望它与岩石一样同传不朽，在刻碑之际，他将经自己深思熟虑后修改了的《踏莎行》刻了上去，并不是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是囿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当年衡阳郡守孔毅甫，就因在郡衙招待了秦观，对秦观的处境表示同情，结果在秦观走后，就被当权者迫害致死，当时士大夫不允许他“直道而行率”，迫使他只能“匿情作诡”，这于范温也是无可奈何。其后，北宋王朝日趋腐败，金兵频繁进犯，及至靖康之乱，徽、钦二帝北虏，康王泥马渡江，国事异常险恶，百姓颠沛流离，社会处于极度动荡之中。范温在此性命攸关之际，只能全力自保，无暇他求。据元人韦居安所作《梅�诗话》记载：靖康间，有女子为金人所掠，自称秦学士女，在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归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之者凄然。若该女子即是范温之妻，则这乱世之秋对范温的致命打击可见一斑。有历史资料记载，范温本人躲过了这场人生劫难。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他还曾为友人写万竹图。此画卷收录于《四库艺术丛书》，可惜不得一见，否则将为破解苏仙岭三碑的千古之谜提供最详尽有力的证据。建炎四年，朝廷为元�v党人彻底平反，秦观追赠直龙图阁。照理，此时范温完全可以“直道而率行”了，可惜他的行迹却突然神秘的消失了。《华阳县志》称他“后得寒疾。不数日卒。”以此推测，范温病逝之时应在公元1129年和公元1130年的冬春之际。正是范温这种悲壮奇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苏仙岭三绝碑扑朔迷离的历史状况。 郴州苏仙岭三绝碑，深藏着历史的诡谲风云，它既反映了北宋年间那场旷日持久、残酷无情、充满血腥的政治斗争，又反映了秦观身陷罹难、心志不移的文人固有的倔强性格，还反映了苏东坡、米芾以及黄庭坚等人与秦观之间相互敬重、心心相印的深情厚意，更反映了以范温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不畏强权、殚精竭虑保护文化瑰宝的可贵精神。三绝碑不愧是历史赠送给古城郴州的一块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