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4日，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接见了会议代表和全国中草药、新医疗法展览会工作人员，作了即兴讲话。当讲到中西医结合的特殊疗效时，周总理说：“湖南有个郴州嘛，治疗精神病，在解放军一六五医院的帮助下，采取新疗法，运用主席的辨证法思想，精神变物质，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这个了不起，是个大好事。”
“湖南卫生部门的同志说，有记者去看过，认为精神病不好宣传。”
“怎么不好宣传呢，世界各国都有嘛！1940年我在苏联看过一个女病人，一进精神病医院，她就到处喊闹，非常惨的。治聋哑病、小儿麻痹症都报道了，治精神病也要有两个积极性，增加病人的信心，医生更要有献身精神。”
记忆中是1971年夏天，新华社和《人民画报》先后派了记者到郴州。地革委宣传组向记者提供了在全省和全国会议印发的四份经验材料，我作为经验材料的写作者之一曾与两大新闻单位记者见面交谈。
1971年7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通讯，全文近5000字，导语之后分三个小标题：“重新认识精神病”“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的力量来战胜”“用毛泽东思想创造治疗精神病的新医药学”，报道署名是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这篇报道采纳了1970年春全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讲用材料的框架、观点和事例。《湖南日报》7月30日二版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解放军报》8月6日三版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并配发了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幅照片，《人民日报》8月10日二版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全国绝大多数省报也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人民画报》1971年第11期用三个页面以《精神病人喜获新生》为题，编发了900字的文字报道和6幅新闻照片，推介该院的医改经验。
地革委卫生组向宣传组借“笔杆子”
1970年初，正值地革委宣传组准备向省革委宣传组上报湖南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省积代会”）重点推介的单位和个人时，地革委卫生组谷组长找到宣传组赵组长报名。他说，卫生系统首推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帮助下开展医疗革命，已让全国卫生界震惊。
谷组长对赵组长说：“我知道，宣传组聚集有一群大‘笔杆’，我们卫生部门这方面的人才短缺，地区精神病院的材料，就请赵老兄派‘笔杆子’支援。”
赵组长当即就把任务派给了任光椿、黄起衰和我。任光椿、黄起衰是省里的下放干部，任光椿原是省文联《湖南文学》小说散文组组长，黄起衰原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组长。赵组长与谷组长商量后定下，先撰写两份讲用材料：一份是介绍医院先进事迹的，既是为省积代会也是为全国现场会准备，由任光椿和我负责；一份是介绍范菊和医生先进事迹的，为全国现场会准备，由黄起衰负责。
赵组长要求，我们把手头的工作抓紧扫尾，三天后赶赴地区精神病院开展采访。
先头几天，我们听了医院领导、军医组及几个科室介绍情况，在对医院的整体情况和医疗改革的起因、碰到的问题、医改带来的新变化有了初步印象之后，决定去病房，与医护人员和病人接触交流。
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次走进精神病院的病房区域。那天，虽然有医院的王院长和军医组的顾组长陪着，心里还是感到神秘和紧张。但到了病房区的操坪上，那神秘的面纱便掀开了——张眼看去，操坪上有好些从病房溜出来的病人，因为病态发作，有的昏然躺在坪里睡大觉，有的靠在墙边用土话骂大街，有的不停地高呼口号，有的亮嗓子哼唱情歌……这一幕幕，让我们几个瞬间心中泛起一阵酸楚和悯恤。
我们在病房调研了七八天，或认真观察医护人员给病人治疗；或请医护人员介绍同精神病人打交道的辛酸苦楚及参与医疗改革的切身感受；或与通过医治病情有好转的病人交谈，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及发病的原因；或查阅病历等，我们采撷到了几十个不同类型、很具说服力的病例。
采访告一段落后，我们进入材料的写作程序，从1970年春至1971年春，精雕细琢给医院写了四份会议讲用材料。
1970年3月湖南省第二届积代会在长沙举行，大会印发了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革委会的讲用材料，全文约8500字，标题是《靠毛泽东思想闯出一条医治精神病的新路子》，时任院长王洪进代表医院革委会在大会上发言。会议结束后，王院长还被一些地区和单位邀请作宣讲报告。
国家卫生部负责人向周总理汇报郴州经验
郴州地区精神病院《靠毛泽东思想闯出一条医治精神病的新路子》的宣讲材料很快上报到了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卫生部。卫生部极为重视，拟在郴州召开一次中西结合医治精神病的现场会；卫生部负责人还把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医疗改革的经验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第二届省积代会后，赵组长召集任光椿和我有过一次交谈。他说：“郴州地区精神病院的经验材料反响很大，但工作还没有结束，卫生部将在郴州开现场会，医院的经验介绍是这次现场会的重头戏。你们征求一下卫生组、军医组以及院领导的意见，材料需要怎么改，要早作准备。”
我们在征求相关领导的意见后，找部分医护人员作了补充采访，在医院讲用材料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提升了理论认识，增加了新的实例，文字增加了四五千字。修改稿得到了谷组长、医院领导和军医组顾组长一致认可。
原以为卫生部的现场会将很快召开，然而，1970年的日历翻完了还毫无动静。
在等待中，湖南省第三届积代会于1971年2月中旬在长沙举行。大会破例印发了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第二篇先进事迹讲用材料——《毛泽东思想是防治精神病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三届省积代会后，赵组长告诉我：“卫生部的现场会定了4月上旬召开，医院的材料、范菊和医生的材料，由你包干负责。”我早有思想准备，因为黄起衰和任光椿已于年初调回省城工作。
我从卫生组谷组长那里获悉，这次郴州现场会卫生部正式定名为“全国毛泽东思想统帅治疗精神病学习班”，以学习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的经验为主。根据这个情况，经验材料的署名改为中共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党支部、解放军一六五医院驻精神病医院医疗组，原准备的两份材料基本框架不需大动，军医组的内容要加强，有些案例还可以详细一点，有些道理还要再讲透彻些。
为了把两篇材料改得更全面精炼，我找多位医护人员作了补充采访，也听取了军医组顾组长的意见和要求。然后我关门在家六七天，对医院以及范菊和医生的材料进行了认真修改、誊写、校正。
全国毛泽东思想统帅治疗精神病学习班于4月12日在郴州举行，中共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党支部与解放军一六五医院驻精神病医院医疗组的经验材料排序第二，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重新认识和治疗精神病》，约18000字，分为四部分：狠抓医疗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的“三大法宝”；大破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毛泽东思想重新认识精神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人，在改造人的世界观上下功夫；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治疗全过程，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
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医生范菊和讲用材料排序第五，标题为《不断改造世界观，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文约7000字，结合参与医疗改革的实践，讲述了范医生自己改造世界观的深切体会。
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的前身是郴州专区精神病疗养院，建于1960年4月。建院初期，只有职工13人，卫生技术人员10人，病床30张。出人意料的是，由30张病床起家的郴州地区精神病院，11年后会在全国一举走红！
摒弃西方医治精神病人的“三大法宝”
过去，精神病医院在治疗上，完全照搬外国的“三大法宝”和关、压、捆等医护办法。所谓“三大法宝”，一是“电休克”，用电把病人打得昏迷过去，再做人工呼吸救过来；二是“胰岛素休克”，把大量药水注射到病人体内，使他出大汗，衣服被单湿透，造成脱水昏厥，再用橡胶管从鼻孔插到胃里滴糖水救治过来；三是“大剂冬眠灵治疗”，要病人一次吃几十粒药丸，使其整天昏迷不醒。每天一次，一个疗程60天，把病人折磨得抬不起头，舌头伸出，口水长流，而且费用昂贵，治愈率低，复发率高。
196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的一个医疗组，来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广新针疗法，旗帜鲜明地指出，“三大法宝”的疗法太残忍，不符合毛主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指示精神；收费高，致使农村的病人得不到治疗，不符合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便民利民原则。
医疗组通过与院领导和工宣队商定，先办个用毛泽东思想和新针治疗精神病人的试验班。结合病人的病情病因学习毛主席的相关语录，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为他们解心结，同时进行新针治疗。12天后，6个病人中有一个痊愈，两个近愈，三个好转。其中，有个忧郁型病人，被别的医院放弃治疗了，转到这个医院后，用“三大法宝”治疗一个多月不见效果，起床要人拉，吃饭要人喂，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这次用新针治疗后，在学习班第十天学习时，他便开口发声了。
新针疗法试验班的成果在医院引起很大反响。院领导、工宣队、军医组因势利导，组织全体员工学习讨论后决定：全院病人一律停用“三大法宝”，采用新医疗法，并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提出了应对办法。
果然不出所料，停用“三大法宝”和“关、压、捆”管理办法之初，病房里出现了“大闹天宫”的局面。
开弓没有回头箭。攻坚克难时刻，医院全体职工总动员：工宣队、军医组、院领导白天夜晚轮流在病房值班调度；医、护、工轮流排班在病房结对子守护病人；有的被病人推倒在地，爬起来又拉着病人学语录；有的脸上被病人吐痰，揩干净后又坚持同病人一起谈心；后勤人员也深入病房，给病人喂饭、洗脸、理发；学生放学回来，也去病房唱革命歌曲，表演节目；大家都把精神病人当亲人，热心参加护理活动。不到半个月，病人的精神状态变好了，病房的秩序变好了，病人同医护人员的关系变得融洽了。
“三大法宝”被摒弃后，医院还派人下乡下厂，把原已宣布作“无效处理”推出院门的病人接回医院治疗。
通过病例调查重新认识精神病
关于精神病，西方权威们曾有种种神秘的解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纯生理论”，它认为精神病都是由“大脑构成的某些生理缺陷决定的”。还有“遗传决定论”和“不可知论”，这“两论”认为治疗精神病是“毫无意义的”。
军医组帮助医院进行医疗改革一年来，已治疗精神病患者上千例，治愈率达79%，有效率达98%；不少病友出院后，努力工作，表现出众，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或“五好职工”“五好社员”，或选拔进基层领导班子，有的钻研医学，担任了“赤脚医生”，用中草药治好了当地的精神病人。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激励医护人员重新探究精神病和治疗方略的兴趣。
医院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的教导，先后曾组织了90例、250例、400例、600例病因综合大调查。通过广泛深入的病例调查，医务人员发现，精神病并不像西方权威们说的那么玄乎，相反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因都是一清二楚：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的发病都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好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诸如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公与私、大局与小局的问题，与周围同志的矛盾问题，对某些政策制度的接受问题等等。比如，在250例的调查中，除15例是因外伤、中毒、感染引发外，其余200多例中，有50例是因受批评引发病的，40多例是家庭不和引发病的，30多例是因家庭意外变故引发病的，30多例是因失恋引发病的，有多例是因为利益纠葛、与人吵架、遇到困难、愿望落空、受到惊吓、不满现实、听信迷信等引发病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分析精神病人的发病原因，不能离开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不能离开人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旧社会穷苦劳动人民中的精神病人确有一部分，是被地主、官僚、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逼疯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再不允许压迫人、剥削人，但社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现象依然存在，难免会让一些民众焦急忧虑。
从病态上看，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的病态表现和他们的身份、职业、社会生活、社会地位是一致的。精神病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几乎是全社会所有人都要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只极少的人引发了精神病呢？据统计分析，精神病人中的大多数患者，是由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法论上出现了偏差，或有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能正确对待某些客观事物的结果；或名利心重，患得患失，性格上心胸狭窄、孤僻，不能正确对待公与私、个人与集体、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矛盾问题，引发剧烈的思想斗争或长期郁闷不解，导致大脑部分生理功能失调。精神病大都是心病，思想病。基于新的认识，治疗上必须瞄准两个靶标，精神治疗、物质治疗双管齐下。
人文关怀是解开精神病人思想疙瘩的“金钥匙”
西方医学权威认为，精神病人“丧失理智”“不能接受任何教育”。军医组和医院医务人员通过认真观察，发现了精神病人的两重性：精神病人的大脑有些功能失调，但并非完全丧失功能；精神病人对有些问题糊涂，但不是对所有的问题糊涂；他们有糊涂的时刻，但也有比较清醒的时刻。精神病人是可以接受思想教育的，只要掌握他们的病情特点和发病规律，抓住适当时机进行心理疏导是有效果的。
对病人的心理疏导，主要是帮助病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掌握正确的方法论，医院对此开设了既有针对住院病人的公共课，又有针对单个病人的特殊课。
公共课的课程有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等方面教育，也有怎么处理公与私、大家与小家的矛盾问题，怎么正确对待爱情、婚姻中的矛盾问题，怎么处理好家庭成员中的关系问题，怎么处理好与周围同志的关系问题，怎么正确处理自己及家庭成员出现的意外事件等。除定期上公共课外，医院还定期召开学习讲用会，定期组织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和适当劳动。
单个病人的心理疏导，就是对不同病人分别施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军医组和医务人员总结了必须抓好的关键几“招”。
一是找准病因。精神病人的病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可通过询问亲属或患者自己了解到，有的可通过病态分析确定，有的却必须下一番工夫才能确定。有个女患者，先后五次发病，家人和病人都没有说出病因。她来到医院时，非常狂躁，又唱又跳。有一次，她把棉絮撕毁了却把网套上的红线一根根抽出来，要绣红旗。医护人员下决心找出她的真正病因，她越狂躁，工作越是耐心；她越不理睬，越去亲近她；帮她洗脸、洗澡、洗衣服，带她散步、爬山，教她唱革命歌曲，向她讲述自己的家史，讲旧社会精神病人的悲惨遭遇，以对比教育，让她感到新社会精神病人有了尊严，解开了心头的疙瘩。她流着眼泪，讲述了自己发病的真正原因是对个人的前途焦虑。病根找到了，医护人员就针对她的焦虑情绪进行有效疏导，她的病也很快痊愈了。
二是直面问题。西方权威说，治疗精神病一定要避免“刺激”。军医组和医院医护人员认为，医治精神病患者掩盖回避矛盾不能解决问题。根据精神病人多数在性格上有敏感、多疑、自尊心强等特点，开展心理疏通时必须注意态度和方式方法，一定要满腔热情，严禁打骂、体罚、侮辱患者。比如有个女青年因母亲生病住院后生怕母亲离去而得了精神病，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信息告不告诉她？再比如，有个女青年因未达到个人的欲望得了精神病，入院后时不时讲错误话，还骂人打人，对她的言行该不该制止？医护人员及时把母亲去世的事告诉了女儿，并与陪护人员、病友一起安慰她，同她讲人生的道理。她不但没有因母亲去世引发病情恶化，反而病情日益好转。她动情地说：“母亲不在了，我要配合医生，早日把病治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好好地过日子。”医护人员对那个女青年的错误言行，开展面对面的批评教育，她也不再乱讲乱说，打人骂人了。
三是超常耐性。精神病人的心理障碍，一般都是经过较长时间没有得到化解后导致的。有个病人进院后像个木头人，不说、不笑、不走、不动，也不吃药。医护人员找她谈心，一次两次，谈了半天她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三次四次，她还是一声不吭；一连谈了七八次，她都是闭着眼睛打瞌睡。医护人员就把病人从病房接到了自己的宿舍里，同吃、同住、同生活，每天清晨一道学习毛主席相关语录，晚上同睡一床交心谈心，共同生活四十多天。经过医护人员的耐心开导，病人终于解开心理疙瘩。
四是调动内力。医护办法改革后，病房成立了红哨兵、红健连、文艺宣传队等组织，从病情已好转的精神病人中，选出各个组织的负责人。依靠这些组织做重病人和新入院病人的思想疏导工作，搞好病房“四好”“五好”评比活动，开展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搜集病人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工作的意见，协助医护人员落实医院对病房管理工作的要求等等，让病友们在参加各项活动中相互较劲，相互磨合，既是历练，亦是调适，对巩固治疗效果十分有益。
五是预防复发。住院病人治愈出院前，都有专题思想疏导课：给他们树立榜样，宣传介绍治愈出院后表现优秀的病友，消除“病耻感”，不因病而自卑；引导他们讨论，出院后工作、生活上遇到新的矛盾怎么正确处理？遇到“癫子长癫子短”的议论怎么正确对待？
病人治愈出院时，医院派人护送回家，向病人家属和所在单位领导介绍患者在医院的表现和治疗情况，宣传精神病人治愈后就是正常人，不能歧视他们，要安排好他们的劳动和工作；家庭、亲友、单位领导和职工群众要关心关爱他们，多做开导工作，为他们巩固治疗效果营造亲和温暖的社会环境。医护人员与出院患者保持联系，一旦发现异样情绪，立即采取疏导措施。
古为今用创新精神病新疗法
精神病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思想病”，它是由于精神的矛盾运动造成了大脑功能部分紊乱。因此，必须重视对精神病人的医药治疗。军医组和医院医护人员认真学习我国医学的珍贵遗产和世界医学的科学成就，取其精华，推陈出新。
一是探索中医针灸新疗法。军医组和医院医护人员拿起银针在自己身上试扎，寻找新针治疗精神病穴位。每扎一针，大家都把深度、感觉、传导方向等记录在案作评选依据。军医徐桂兰听说脊柱上有个穴位能治精神病，就要顾组长在她脊柱上试扎。顾组长知道，这个穴位扎得不好会有风险，有些犹豫。徐桂兰说：“再大的风险我个人承担，你只管扎。”当针扎到一寸深时，徐桂兰满头大汗，顾组长想提针，徐桂兰却让继续往深处扎。当针扎到约一寸五分处时，徐桂兰突然惊跳了一下，脑子里出现闪电般的感觉——这一针扎到了要害，找到了一个治疗精神病的好穴位。军医组17岁的卫生员曹东平在自己全身的经络上，每隔一横指扎一针，总共扎了500多针，针眼密密麻麻连成一条红线。医院党支部副书记董秉如，50多岁了，和医院医护人员一样，坚持在自己身上练针。他们从试扎的30多个穴位中筛选了10多个穴位，根据精神病人的不同病情，选择穴位扎针治疗，有体针、耳针、头针和穴位埋线疗法，都有较好的效果。
二是试用中草药治疗精神病。军医组和医院医务人员或自己阅览医书典籍查找中草药治疗精神病的药方，或向其他医院的老中医、中草药店老板和乡村赤脚医生拜师问方。几天时间，大家就汇集了十几个治疗精神病的中草药方，经过比较，筛选了八个药方作为第一批开发的临床用药。医务人员自带锄头、镰刀等工具，翻山越岭，看图挖药，采回了大量的中草药，节省开支；为了病人的安全，每一个处方都是负责开发的医务人员先尝先试。有一味治疗精神病的草药，医药书上记载，内服五钱就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准确掌握用药量，达到有效治疗，军医组护士谌咏霓抢着试尝。当她尝到五钱时，头脑就迷迷糊糊起来，但还没有达到有效用药量，这时，领导和同志们为她担心，劝她不要增加药量了。但她为了摸清有效用药量，坚持服到了七钱。该院医护人员还研制磨粉机、压汁机，把草药配方制成水剂、片剂，扩展了治疗精神病的基本药方。
三是适当使用西药。医院废除“三大疗法”后，医务人员尝试在临床中采用小量电压（6伏）电针，调整病人大脑皮层兴奋、抑制过程；同时，采用小剂量冬眠灵，以调节病人交感神经功能，解决内分泌失调等问题。
周总理介绍杨丽坤来郴州治病
1972年5月，云南省歌舞团应邀去东南亚国家演出，报告送到了周总理办公桌上，周总理对出访名单中没有杨丽坤有些不解。杨丽坤主演过《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两次随总理出国访问，这次出国演出怎么没有她呢？周总理立即给云南省革委会打电话。
周总理得知杨丽坤在运动中挨过批斗，精神受了刺激，已停止演出的信息后，便向云南省革委会建议，把杨丽坤转到湖南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治疗。周总理又向湖南省革委会负责同志打电话，交待了相关事宜。
1972年8月25日，杨丽坤在剧团两位团友和姐姐杨丽辉的陪伴下，走进了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医院选派了主治医生，制订了治疗方案和相关保护措施。根据杨丽坤能歌善舞的特点，主治医生很重视对她进行心理疗法。医院经常举行文艺晚会，由医护人员陪她看演出，每次看完节目她都非常愉快。
一天晚上，医院医护人员与患者一起进行联欢晚会，医生征求杨丽坤的意见，能不能表演一个节目？杨丽坤满口答应。夜幕降临了，医院周边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涌向医院，争相观摩联欢晚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穿红色外衣的杨丽坤面带笑容，款款走到了舞台中央。她向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为大家跳了一支新疆舞蹈“亚克西”，她那娴熟的舞步，优美的舞姿，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医护人员8个月的精心治疗，杨丽坤已基本康复。更令人高兴的是杨丽坤在郴州治疗期间，上海的小唐来到郴州火车站的郴州饭店与杨丽坤相会。两人几次相处，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立下了海誓山盟。
1973年4月3日，杨丽坤告别医院，回到了云南省歌舞团，随即与小唐结婚。
1974年6月5日，杨丽坤在姐姐的陪同下再次来到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这时杨丽坤已怀孕5个月。此行他们是来向医生咨询，有精神病史的女人生小孩要注意的有关事项。
杨丽坤在医院调理了68天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1975年1月5日，杨丽坤给在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住院期间的主治医生周根深写来了报喜信。信中说：“去年底我已安全分娩 ，而且是一对男孩，小宝贝可爱极了……”
周总理的点赞、介绍杨丽坤来郴州治病，极大地提高了郴州地区精神病医院的声誉。外来求医的人多了，除西藏外，其他各省市都有人慕名上门求医，大多数是普通病人，也有不少特别身份的人，还有来自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外籍华人。参观学习的也多了，有本省的，有外省市的，医院还接待过泰国卫生官员和专家组；青海省曾派8名护士来该院进修一年，省卫生厅曾在汝城召开全省精神病群防群治经验交流会，由医院和解放军医疗组编写的供基层医护人员学习参考的、着重介绍精神病治疗和护理及预防的《精神病学讲义》，因其适用，多次印刷，在精神病群防群治工作中很受青睐。
不忘初心，该院在防治精神疾病领域奋勇争先
50年过去，医院与时俱进，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进步。
1971年，医院仅有130张病床，58名职工，其中医护人员18人（医生6人），病房、办公场地十分简陋，检测设备寥寥无几。如今，在全院270名职工中，专业技术人员达215人，其中高级职称25人，他们对精神病的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且各有专长。他们总结自己的临床实践，已在《临床精神医学》《健康心理学》《中华临床实用医学》等医药期刊发表论文上百篇；有两个科研项目获省、市科技进步奖，一些疗效好的新药方也在医院临床使用；还创设了无抽搐电休克（MECT）治疗室，配置有先进的美国醒脉通多功能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仪。
医院园林化，病房宾馆化。目前，该院已成为湖南一所检测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技术力量雄厚、以防治精神疾病为主的现代专科医院；核定编制床位600张，设9个病区，主要临床治疗科室有精神科、神经科、康复科、综合科、心理科等；为完善医院功能，阻断“毒”害，还新建了戒毒中心。在治疗方法上，该医院坚持人文关怀、心理疏导与中西医结合相向而行，尽力解除精神病人的心理障碍，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使治疗的方式方法更客观、更科学、更有效。